先生之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其所著书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各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崔氏考信录》。其自叙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题曰《考信录》。”其与《考信录》相辅者，别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易卦图说》一卷，《与翼录》十二卷，惟《春秋类编》四卷未成。

先生尝自述其著书之旨曰：“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至其书之凡例，则见于《考古提要》中，其言曰：“汉初传经，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于战国处士说客之言，难于检核，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诸儒，类多掇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复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而向来所沿之误，遂莫复过问。而浅学之士，一语一言，必据秦汉之书；见有驳其失者，则攘臂而争，但殉其名，莫穷其实；故舛误乖剌，罔可诘穷。”又谓：“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故以战国秦汉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战国之时，说客辩土往往借物以寓意，后世以虚言为实事，笃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语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传》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驭为御车之御是也。非惟秦汉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甚多。举是以推，则古书所纪圣贤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尽凭。又非惟汉儒多信战国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既久，因以致误。举是以推则古史既亡，若仅据传记，古人之受诬者岂可胜道？盖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有两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数人递传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传闻异传遂误而两载者。后人之书，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为曲全，互相附会，以致大谬于事理。学者不察其致误之由，遂信其说为固然，不敢少异，良可叹也！”又谓：“二帝三王，去今甚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别；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得其真？故汉人说经，多出于意度；汉代以后，兼从事于作伪，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诬淆；虽有聪明俊伟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异词。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易，辨异端于两汉之世难，辨异端于唐宋之世尤难中之难。盖人之信伪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复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难也。”复谓：“经传之文，贤哲之语，亦往往过其实；学者惟当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词而害意。况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后世废经而崇记，故古制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而极。”——此皆阐前人所未发。

先生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陈履和刻其遗书。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

崔述的疑古思想因在当时无益于科举，固难流行，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汉学和东洋史学影响重大。日本名史家三宅米吉于《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中记载，那珂通世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得到《崔东壁遗书》，给以高度评价。那珂通世将全书校订标点，1903年由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他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在日本的刘师培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引起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的兴趣。正如留日前辈黄现璠回忆说：“日本学者对于《考信录》则五体投地的信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日本现代东洋史学和东京文献学派的疑古思潮和传统，来源于崔述的疑古思想和德国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

崔述尝指责当世汉学家“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据后人之训诂，遂不复考前人之记载。”（1）在他看来，汉儒虽近古，但其说毕竟与圣人之意并不相类，故而不足信据，故其力主取证于经书无须通过汉人的注疏。他的“考信于六艺”之说，颇富有“回归原典”（retum to sources）的意蕴。他的这一见解及由之引发而出的疑古思想，虽然“高出当时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2），但在当世的汉学家看来却属于旁门外道而绝非正宗的经学，这使崔述之学始终无法进入清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当时正统汉学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均将崔述的《考信录》摒斥在外，有的汉学家如张澍甚至斥责崔述“陋儒无识”（3）。

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批评清代汉学家“竭才于章句之末务”，同书中又斥责宋儒“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事”。对于当时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崔述很不以为然，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即使他备受清代汉学家的责难，而恪守正统程朱之学的清代理学家亦对他横加指责，如刘鸿翱谓：“甚矣，《考信录》之诞且妄也！”（4）谢庭兰更说崔述“务别创异解”，“不可为训也”。（5）

在当世被摒斥于学术主流之外，又备受汉、宋两派学者责难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开始出现而逐渐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密切注视，如·照于1905年在《东方杂志》卷二第七期上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卷三第9期上发表《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的胡适、顾颉刚对崔述之学更为重视。1920年月，胡适寻得“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后，甫读此书便深感其对于疑古辨伪运动的价值，大有“得见恨晚”之感。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盛赞崔氏“《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大胆和辣手了。”（6）至于顾颉刚早在十几岁时即已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的事迹，但一直未有机缘得读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经过胡适的送介而得读到崔述著作后，十分兴奋，立即致信胡适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他[崔述]虽但疑史传杂说而仍信经，令人不满，但经到底少，史传杂说则很多，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7）顾先生不仅对崔氏《考信录》评价很高，说：

1916年，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8）

而且，他对崔氏其人其学在当世未得到普遍承认深表不满：“试观阮元（1764年—1849年）、王先谦（1842年—1917年）两刊清代经解，所收不为不多，零星笔记尚且入录，而东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种，则其受朴学之排斥非极显明事耶！”（9）

钱玄同很赞同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的意思（10），他不仅以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特到的见识，而且还将之和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11）。在论及崔述时，他着重指出：

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12）

在读了《考信录》之后，钱玄同对崔氏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为了表示自己承续、光大崔述疑古事业的决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由此可见其对崔氏其人其学的重视并不在胡适和顾颉刚之下。确实，正是因了胡、顾、钱三先生的鼓倡，崔述之学大显于世，诚如钱穆在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云：“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暗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确实，胡适在重新发现崔述之后，除积极鼓励顾颉刚整理出版崔氏遗著外，还亲自撰写了崔述的年谱（13）。顾颉刚在1933年说：

十载而还，学人多称道东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编《古史辨》（14）。据初步统计，上世纪20—30年代已出版的研究和评介崔述其人其学的论文有五十篇左右，而崔述年谱就已有三种，即胡适和赵贞信合撰的《崔述的年谱》（15）、姚绍华的《崔东壁年谱》（16）以及刘汝霖的《崔东壁年谱》（17），崔氏之学的研究在当时确显蓬勃之势，此正如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所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收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显。”

崔述的疑古儒学所以在百年之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绝不仅仅是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诸先生个人学术兴趣使然，而是与晚清勃兴的今文经学中的疑古思潮、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反传统运动有重要内在关联。清末民初以来，在反对正宗儒学思潮的激荡下，进步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典范（paradigm）的限制，崔述其人其学不仅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而且顾颉刚更进而发展崔述之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仅将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而且还领导发起了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而自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起，以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崔述疑古儒学对近代史学乃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影响。

1950年，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引发了对古史与经学研究的新热潮，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这自有其学术价值，并且，从学术史角度来考量，不仅崔述有崇经信圣之谬，而且受崔氏之学影响的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近代“古史辨运动”也有疑古过勇之弊。这些都完全可以作学术上的深入探究。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崔述疑古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古史辨派”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轻忽的。

崔述所著《考信录》，主要包括《考古提要》、《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共46卷。除以上考经辨史类著作外，还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

崔述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无裨于科举，因而淹没了近百年。20世纪初，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使崔述的学术思想，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不久，学者胡适自海外归来，倡导新文化运动，作长传《科学的考古家崔述》。同时，还引起著名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的关注，将其著作重新编校出版。从此，崔述之学昌明于世。

崔东壁（述）的《考信录》，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此外诸家笔记文集中辨伪的著作不少，不能尽录。

（1）《考古续说》，上书第446页。

（2）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中华书局，1981年版。

（3）《辟崔氏说》，《遗书》第1073页。

（4）《〈帝王考信录〉辨》，上书第1066页。

（5）《书崔东壁〈考信录〉后》，上书第1075页。

（6）《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2页。

（7）《论伪史例书》，上书第28页。

（8）《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上书第59页。

（9）《关于本书的评论目·按》，《遗书》第1041页。

（10）《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59页。

（11）《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上书第52页。

（12）《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上书第27页。

（13）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包括引言、崔述家世和年谱的上半部（迄止1783年，崔述44岁时），《崔述年谱》后业由赵贞信（1902—1990）续写完下半部。

（14）《关于本书的评论目·按》，《遗书》第1041页。

（15）此部年谱作于1923—1931年间，现收入《遗书》第950—1019页。

（16）此书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7）此书有1928年文化学社的油印本。

（18）徐旭生（炳昶）先生语，引自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小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　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一节论崔述与《考信录》说：

“是古代史学上疑古派的一个代表，但还不足称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为他不仅不敢疑经，而且以经为其他一切的标准，这种疑古，还是一种信孔尊经的疑古，连王充、刘知几、李贽等也不如了。梁启超以崔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为‘豪杰之士’，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