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成员小岛晋治、斯波义信、冈田英弘、辛岛升、武田幸男、生田滋、滨岛敦俊、尾形勇、池端雪浦、川胜守、洼添庆文、古厩忠夫、佐藤次高、樱井由躬雄，先后属三上次男、山本达郎、榎一雄、西嶋定生、周藤吉之、田中正俊等人的学生。

第五代代表学者滨下武志、蔀勇造、并木赖寿、森安孝夫、金子修一、小松久男、岸本美绪、水岛司、片山刚、久保亨、平势隆郎、上田信、新免康，同样相继是山本达郎、西嶋定生、护雅夫、田中正俊等人的学生。

第六代代表学者青木敦、吉泽诚一郎、小寺敦、阿部幸信，则为辛岛升、佐藤次高、樱井由躬雄、蔀勇造、小松久男、岸本美绪等人的学生。

疑古是“东京文献学派”的主要特性之一，这在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及其弟子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和田清等学者的学术研究上表现较为突出。“东京文献学派”的疑古观，源于中国清代学者崔述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德国兰克（利奥波德·冯·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研究中表现出对一些中国和日本古典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的置疑。

出于疑古的史观从而对研究中所质疑的一些文献记载史实和神话展开史料批判，又为“东京文献学派”的主要特性之一。这在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神代史否定论”及其弟子的津田左右吉的“记纪作伪说”和“神代史抹杀论”中表现最为突出。

“东京文献学派”早期成员受到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兰克学派” 的重要影响，使得身为“兰克学派”嫡传弟子的白鸟库吉及其门生一走上东洋史的学术研究道路时，便具有了明确的实证求真精神和热衷追求普遍理念的特点。在 “东洋史”的研究中，“东京文献学派”注重文献收集，强调客观的事实，注重文献考证，推行原典的研究，崇尚“文本主义”或“文献主义”，这是它的重要特性之一。

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是日本近代研究朝鲜史和西域史的先驱之一，他用民族学、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朝鲜史、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主张透过语言学的考证，从字根、语言、发音着手，比透过血缘或其他考证更准确，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考证塞外各民族史，从而形成独特的“白鸟史学”。他的这种语言文字考证法对其门人弟子产生了深厚影响，由此造就了“东京文献学派”的一大特性，即学派成员善于运用语言文字考证法治东洋史。

“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东洋史学”，由东大东洋史学科传统培养出来，他们又把学派初代成员石田干之助博士这一传统带到各个地方加以发扬光大，造成这一学派的影响深不可测，泛不可量。白鸟库吉的学生津田左右吉、清水泰次、松田寿男相继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早稻田大学，长期影响着早大东洋史学，“津田学派”即以他的早大学生为基形成；清水泰次在早大执教45年，主授东洋史学，桃李满园，早大图书馆还设有“清水文库”。

师从白鸟库吉的重松俊章，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旧制松山高等学校（现爱媛大学），影响深远。1919年，松山高校成立；1920年，重松俊章赴松山高校任史学教授，讲授东洋史，由此奠基了该校的东洋史学。他于1927年11月离职转赴九州帝国大学任教后，紧接其位的便是1928年3月上任的学派第二代成员植村清二，他在松山高校任东洋史学教授至1941年5月。在重松、植村相继任教松山高校的21年间，出自他们两人门下后来又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名家的便有天野元之助、内田吟风、日野开三郎、藤野彪、松本善海、中村治兵卫、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而植村离任后，松山高校以及后来由其扩大重组的爱媛大学的东洋史学，长期由藤野彪、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主宰。这就是当今爱媛大学的“亚洲史”团体一直将重松俊章尊奉为始祖的缘由。

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是由藤田丰八和白鸟的学生、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前嶋信次等人奠基的。藤田丰八（1869～1929）是日本近代著名东洋史学家，为白鸟库吉的学友。早年在“西域历史地理论战”中，他与白鸟并肩作战，共同抗衡“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的挑战。他曾著有《东洋史》（四册，文学社，1896～1897）、《东洋小史》（文学社，1897）等。1898年，藤田丰八来到中国在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任教习，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日文，王国维为其学生之一。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之初，该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分为东洋史、南洋史和日本史三大讲座，藤田应邀担任台帝大文政学部部长，同时成为该校东洋史学讲座首任主任教授。同年5月，藤田带领白鸟的早年学生桑田六郎（时任水户高等学校教授）赴台任教（桑田赴台帝大后任副教授）。到任后藤田将他和白鸟的共同学生前嶋信次（时任台湾台南第一中学校教师）邀入台帝大文政学部史学科任助教。1929年藤田丰八病逝，他的大量藏书赠入东洋文库，命名为“藤田文库”，被视为贵重资料。藤田丰八病逝后，东洋史学讲座由桑田六郎接任主任，他主要讲授东西交通史。尽管当时的台帝大文东洋史学讲座像一个私塾，听讲座的学生往往只有二、三名，例如桑田的讲座只有三位正式学生，即宋文薰、何廷瑞和张耀锜。但是不可忽视桑田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与法国汉学传统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的“桑田史学”对后辈学人的影响。当今健在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最资深教授和最资深的台湾史研究者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1920～），便是台帝大于1945年改制为台湾大学后留用的桑田六郎的旁听生。“曹老师自言是桑田教授战后留用期间最热心又最用功的旁听生。桑田先生研究的是东西交通史，当时法国学界也有学者从事同样的研究，但桑田教授的汉文阅读功力较法国学者深厚，以当时的学术风潮来看，桑田教授的研究非常先进。”曹老师“虽然没走桑田老师的研究路线，但桑田老师的东西交通史和南海研究，对曹老师日后研究荷兰时期台湾史，打下很好的基础。”

1927年12月重松俊章走马上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后，又成为当时九帝大“东洋史学讲座”元老之一。师从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的日野开三郎，任教于九州帝国大学37年，他将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与师授的文献实证法融会贯通，导入东洋史分野，从而形成别开生面的“日野史学”，开启了九州帝大东洋史学研究的新时代。日野的得意门生清木场东承师经济史研究之绪，以《唐代财政史研究》（两册）和《唐代财政支出研究》（两册）两部杰作奠定了自己在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地位。

白鸟的学生桥本增吉、前嶋信次先后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庆应义塾大学，大力促进了庆应义大东洋史学的发展。桥本执教庆应义大24年，曾任东洋大学校长，弟子甚众；前嶋执教庆应义大20年，弟子满门，扬名于世者有家岛彦一、坂本勉等人，皆为东洋史学专家。

日本大阪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同样由“东京文献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守屋美都雄、山田信夫、斯波义信、森安孝夫、片山刚等人拉开序幕和主宰。1948年9月，大阪大学新设法文学部时只有“东洋史”科目，尚未设立“东洋史学讲座”。1949年5月，伴随着学制改革，阪大“法文学部”分解为文、法、经三个独立学部，文学部始设“东洋史学讲座”，首任教授为从台帝大归国的桑田六郎（任职期1949～1956），副教授是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守屋美都雄（副教授任职期1949～1957，教授任职期1957～1966），守屋于1966任文学部部长，在任中病逝。讲座接班者为和田清的学生山田信夫教授（教授任职期1967～1979）。1979年山田转任同校文学部新开设的“亚洲诸民族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后，紧接其后的“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为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斯波义信（副教授任职期1969～1979，教授任职期1979～1986），斯波的继任者为滨岛敦俊（教授任职期1987～2001）、森安孝夫（教授任职期1984～至今）、片山刚（教授任职期1989～至今）。可见阪大的东洋史学讲座完全成了“东京文献学派”的讲座。

池内宏是1914年在日本最早开设的东帝大文科大学“朝鲜史讲座”首任担当者，日本学士院会员，为现代日本研究满（州）鲜（朝鲜）史名家。加藤繁被公认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开山始祖。原田淑人为日本东洋考古学开创者、日本学士院会员，曾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是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先驱之一。和田清为日本学士院会员，被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满蒙史的权威和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先驱。他曾创办明史“食货志研究会”，会中主要成员松本善海、藤井宏、中山八郎（1907～2000）、百濑弘（1908～1976）、星斌夫（1912～1989）、佐久间重男（1917～）、山根幸夫等人皆为东洋史学家和明史专家，从而自成“食研派”。鸟山喜一曾任富山大学校长，以渤海史研究名重一时。清水泰次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开拓者之一。石田干之助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西文化交流史，鉴于他对东洋文库的贡献及学术成果优异，曾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勲三等瑞宝章”。桑田六郎在东南亚史和东西交通史上建树卓著。

加藤繁、和田清的研究生、学派第二代成员黄现璠，不仅于中国通史和中古史研究上成果叠见，而且还在民族史学上筚路蓝缕，建功立业，成为世所公认的壮族史学奠基人、壮学开拓者和中国现代民族学研究先驱之一，同时自成“黄派”（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和“黄现璠史学”，开创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派”和民族学的“八桂学派”；池内宏、鸟山喜一的学生松田寿男以东西交流文化史研究中提出“干燥亚洲史”概念扬名东洋史学界；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前嶋信次在阿拉伯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野原四郎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先驱之一；铃木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经济史专家；江上波夫以在东北亚史研究中提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享誉朝野，为此相继获得紫绶褒章、文化勋章；増井经夫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清代史大家；三上次男以一部别具一格的《金史研究》荣获学士院恩赐奖；周藤吉之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宋代史先驱之一；日野开三郎以一部《唐代邸店研究》（1968年）获日本学士院奖和勋二等瑞宝章；镰田重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汉代史先驱之一；山本达郎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南亚史，以一部《安南史研究》誉满东洋史学界，成为日本文化功劳者，获得日本文化勋章；田坂兴道是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第一人；岸边成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音乐史的大家。“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榎一雄为东西文化流史和中亚史研究名家；矢泽利彦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清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人；加藤繁的学生前田直典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一体论”概念响誉史坛。同时他以师论为基推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点燃了日本战后东洋史坛纷争不息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导火线，从而揭开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新的一页。守屋美都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

加藤繁、前田直典的学生西嶋定生、堀敏一进而将师说发扬光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战后东洋史坛热闹一时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造就了“历史学研究会”的“东京学派”声势，并在长期与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展开激烈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名高一时。和田清的嫡传弟子“山根幸夫主持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间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由此形成别具特色的“明研派”。和田清的学生兼女婿神田信夫曾发起和组织成立“满文老档研究会”，成为“满研派”（代表人物有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奠基人和日本当代“满学”研究泰斗。荒松雄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以印度史和南亚史研究成果突出曾获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瑞宝重光章”。田中正俊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五、六代的其他代表学者，在东洋史和中国学领域同样各有建树。和田清的学生斯波义信成为日本现代著名的中国宋史专家；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冈田英弘，不仅以标新立异的“冈田史观”独树一帜，还以专长满蒙史名扬国际史坛。小岛晋治、并木赖寿、吉泽诚一郎长年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硕果累累；辛岛升是南印度史研究的开拓者，1995年荣获第6届福冈亚洲文化赏学术研究奖；武田幸男是著名的朝鲜史和东亚史研究专家；生田滋、池端雪浦（女）皆为东南亚史研究名家，池端雪浦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2001年9月～2007年8月）、日本东南亚史学会会长（1998年1月～1999年12月）；尾形勇、平势隆郎、岸本美绪、上田信则为中国史研究大家，平势隆郎以提出“平势说”而引发了当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先秦编年”和“古典经传”再解释的大论争。上田信教授因接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委托在对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中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而广为人知。他于2003年《史林》第3期发表的《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一文中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之祸作了深刻的调查分析，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被告日本政府无懈可击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铁证。武田幸男专长朝鲜史；滨岛敦俊专长明代经济史；川胜守专长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洼添庆文精于中国中古史；古厩忠夫精于中国近代史；佐藤次高专长阿拉伯史，2000年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滨下武志、久保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名家，滨下武志于2006年荣获“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樱井由躬雄专长东南亚史；金子修一、阿部幸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名家；森安孝夫、小松久男、新免康专长中亚史；水岛司专长亚洲史；片山刚专长中国华南经济史；久保亨专长中国近现代史；小寺敦专长中国秦汉史。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著述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于此仅列学派主要学术成果以窥一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