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完颜宗翰破徐州，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于沭阳兵败，金军随后攻下泗州。泗州（今安徽泗县）前线急忙汇报，高宗听闻后大惊失色，下令连夜搬走私产。二月初一，高宗的御船停泊在河岸，扬州百姓十分惶恐，高宗才下诏令民众自行躲避金军。叶梦得立马准备好大舟，并用户部剩下的东西补贴官员俸禄和军中物资。高宗派遣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前往淮河一带筹备兵马。不久金军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高宗立即和内侍康履和王渊出走扬州。黄潜善和汪伯彦听到高宗出走后策马南逃。城内军民听说皇帝逃出城外，也纷纷向城外逃跑。城中拥挤混乱，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将扬州大溃退都归咎于黄、汪二人，高宗也不满他们，二人遂罢相。高宗任命叶梦得为尚书左丞，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为签书属枢密院事。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对金军不抵抗，因与内侍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反而升迁。在高宗从逃亡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忌恨王渊骤然升迁和宦官胡作非为，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二人进退失据，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俘获，两个月后被处死。吕颐浩因平定苗刘之变有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因此为人所惮。同年秋，完颜兀术继续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回师，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兀术于黄天荡四十八日，史称黄天荡之战。宰相吕颐浩请高宗从越州（今浙江绍兴）到浙西，下诏亲征。御史中丞赵鼎即上《论亲征》札子认为不能轻举妄动。不久后，吕颐浩厌恶赵鼎与自己意见不合，调任他为翰林学士，但赵鼎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于是改为吏部尚书，然而赵鼎还是不接受。赵鼎上疏条列吕颐浩过失共上千言。吕颐浩随即被罢，被命为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高宗下诏复授赵鼎为御史中丞。再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夏，金军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

主词条：岳飞抗金

金军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军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他对主和派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竭力压制岳飞等主战派的要求。

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礼部尚书秦桧升任参知政事。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徽宗崇宁、大观以来朝廷滥赏之事，秦桧极力赞成，但高宗坚决反对，秦桧遂附和高宗，并以此为由排挤范宗尹。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首次拜相。九月，吕颐浩二度拜相，与秦桧共掌朝政。秦桧密谋夺吕颐浩权，就让党羽造谣。于是高宗诏命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十月，大散关守将吴玠大败金军于和尚原。张浚承制授他为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随即在镇江建造都督府。五月，秦桧奏请设修政局，自为提举，与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政务。随后，秦桧弹劾翟汝文罢官。七月，朝廷废除修政局。吕颐浩还朝后，谋划赶走秦桧，以朱胜非为助，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黄龟年弹劾秦桧结党专权。秦桧也擢用胡安国、张焘、程瑀等道学家参与经筵，以图排挤吕颐浩。吕颐浩随即听从席益意见针对胡安国。于是，秦桧与吕颐浩的矛盾以是否引用朱胜非入朝而展开，以胡安国成为争斗的前锋。吕颐浩利用黄龟年以失职罪罢免了胡安国后，加紧对秦桧的打击，清理己被秦桧控制的台谏的力量。在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秦桧大力提倡“南自南，北自北”，与高宗的想法相左，吕颐浩便借助綦崇礼和权邦彦的力量让高宗对秦桧心生厌烦。八月，高宗降诏，秦桧罢相。随后吕颐浩独揽大权，大力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道学家都被逐出朝。吕颐浩的做法打击面过大，在压制道学之人的同时，自己也树敌颇多。再加上他的经济政策又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吕颐浩也在众人的弹劾中罢官下野。

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初五日，赵鼎建议金军逃归后尤其应当博采众议，做好善后工作。高宗便令吕颐浩等人商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策略。二月，高宗回到临安，升任赵鼎为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以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宋高宗将边务托付给张浚，将朝廷政务托付给赵鼎。赵鼎与张浚并相的时期被认为是南宋初年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有“小元祐”之称。

绍兴六年（1136年）秋，刘豫派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分路进犯南宋，当时沿长江上下没有军队，赵鼎寄信给张浚让他命张俊与杨沂中合兵剿敌。张俊进军至藕塘大败敌军，赵鼎命令杨沂中援助刘光世，刘光世却已回师。赵鼎请高宗下诏：有不听命者，听任军法处置。刘光世急忙进兵至淝河与刘麟作战，打败敌军。凯旋而归的张浚回朝后，与赵鼎矛盾开始激化。早在两人刚并相不久，因张浚的行府侵夺了三省、枢密院的权力，部分官员对张浚的做法深感不满，甚至提出辞职。另外，赵鼎对张浚某些军事部署也持怀疑否定态度。十二月，在左、右两相不睦的情况下，赵鼎请求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何藓出使金国返回，告知宋徽宗及显肃皇后死讯，高宗重礼发丧，当天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地位仅次于张浚。赵鼎罢职后，张浚几乎独揽朝政。他想借发动北伐机会，直接控制各大将的军队，从而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张浚首先拿军纪、军力最差的刘光世开刀，并且下令亲信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高宗还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四月，高宗命王伦出使金国，迎奉回梓宫。岳飞一时积极作直捣中原的准备。秦桧和张浚共同说服宋高宗，不应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宋高宗当即收回成命，岳飞的北伐计划成了泡影。刘光世罢官后，吕祉的举止骄怠引起将士怨愤，将士之间的矛盾激化。八月，原刘光世所部统制官郦琼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并裹胁百姓投降伪齐（淮西军变）。九月十二日，张浚引咎辞职。九月十六日，高宗召赵鼎急赴行在所建康。次日，朝廷授赵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十二月，高宗向王伦表示，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这时，北宋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

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定都临安（今杭州）。不久，赵鼎建言进兵。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立即决战。岳飞奏称“金军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指秦桧。枢密副使王庶上书，说和战是存亡所系。秦桧罢免王庶，任用附和议和的孙近。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馆职官员胡珵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和议”阴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七月间，王伦去金朝商议地界。赵鼎要求依钦宗时签订的旧约。秦桧与赵鼎因此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十月间，赵鼎罢相。之后，参知政事李光也与秦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失败。随着李光被贬，朝中再没有与秦桧抗衡的力量。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同时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十一月，高宗下诏，传达金国要宋廷屈己议和，百官多认为金国之言不可信。秦桧擢升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排挤朝中议论不合之人。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胡铨等皆被贬出朝廷。

绍兴十年（1140年），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而且朝廷财政不支，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一月和议达成后，按金朝规定，秦桧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之孙秦埙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秦熺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主和派万俟卨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赵构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但完颜亮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

自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即位，皇位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但宋高宗作为太上皇，仍然对孝宗施加压力，而且纵情享乐，花费巨大。

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大臣张浚。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此举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接着，孝宗又清理了其他各种冤案，为遭秦桧迫害的李光、赵鼎、范冲、朱震等人恢复名誉，厚待其子孙；对于那些尚健在的，则大多重新起用，不少人还被授予显位重职。如辛次膺、胡铨在高宗朝以敢于抨击秦桧而著称。孝宗即位后，立即将两人重新召回。辛次膺初任御使中丞，旋升同知枢密院事，进而担任参知政事。胡铨亦被授予权兵部侍郎之职。

隆兴元年（1163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金军示弱，筑城防应在泗州。

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张浚和他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轻举妄动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可以诏令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而未经其同意，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支持张浚出兵。随后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干预下，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八月，张浚病死。金军得到情报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军自清河口侵楚州。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十一月，金军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魏胜战死后，金军接连攻下楚州、濠州、滁州、商州。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思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请把三人斩首。汤思退路过信州时，心惊胆战，忧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官。

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廷在金大军胁迫下达成《隆兴和议》。主要内容为：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因和议至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

主词条：乾淳之治

隆兴“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乾道三年（1167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乾道五年（1169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因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宋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尚书陈良祐反对，随后被贬官出朝。虞允文向孝宗推荐李焘或范成大为遣使人选。因为李焘拒绝，范成大便于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成大，回书拒绝。此举显示南宋朝廷敢于提出挑战。

乾道八年（1172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却称军需不齐备。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之后，由于同时期的金朝也出现了金世宗治下的“大定之治”，宋廷找不到边衅可作为破坏和约的北伐借口。孝宗便着重于发展内政。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为相治理国政，还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等直臣和铮臣，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与此同时，战与守的争论并未随国家建设停止，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而思想家陈亮针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他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甚至吕祖谦的一些门徒也接受了陈亮的影响。陈亮还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事功”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朝廷内部也随之划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主和派龚茂良被罢相，曾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备战的王淮被启用为参知政事，不久出任宰相。孝宗和他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在王淮任内一直执行。孝宗模仿北宋初年，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作为备战的军需。他还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此举令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淳熙五年（1178年），史浩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传播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又指责朝中官员。孝宗很不悦，令赵雄加以驳斥。赵雄认为处罚朱熹反而成就了他的名声。加之翰林学士周必大也极力劝阻，孝宗才停止处罚。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借诚敬之名却行虚伪之实。淳熙九年（1182年），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称道学者实为伪学，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讲学。

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保守势力积极活动。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二人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淳熙十五年（1188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孝宗随后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偷窃程颐、张载绪余”，创立道学。在受到任命之后且迟迟不赴任，并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为朱熹辩解。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指出林栗用“道学”名目攻击朱熹，残害善类，请求孝宗严正纪纲，扶持善类。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弹劾林栗，林栗被罢免，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和战之争以及道学和反道学之争并未随着主战派王淮的罢相病死和道学领袖朱熹的离朝停止，反而随着孝宗、光宗接连的两次禅让所导致的政局纷争愈演愈烈，直到韩侂胄发动的“庆元党禁”。

主词条：过宫风波、绍熙内禅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去世，在守孝三年后，宋孝宗决定让位给皇子宋光宗赵惇，由周必大和留正为左右丞相、王蔺为参知政事辅佐他，并自己退位为太上皇。

宋光宗即位后，由于体弱多病，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皇后李氏恃光宗生性懦弱，任何事要取决于她，但她无心政事，因此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何澹弹劾周必大罢相。绍熙元年（1190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并不余遗力打压主战派。

从绍熙三年（1192年）开始，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李氏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李皇后还屡屡离间孝宗与光宗，使二人长期失和。光宗内受制于李氏，久废朝拜太上皇之礼。上自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以过宫为请求的人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叩头而泣、竭力劝谏的人。宋光宗一开始有回心转意的意思，又被李氏阻止而不成行，都城的百姓都开始担忧皇帝的状况。

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重阳节，百官请求光宗到重华宫看望父亲孝宗，光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内侍陈源为押班，中书舍人陈傅良为表示对光宗不过宫的抗拒不予起草制词，并和给事中谢深甫一起上疏劝谏光宗。光宗有所启悟，准备率百官去重华宫，但李氏又竭力挽留光宗。陈傅良见状急忙跟随，拉着光宗的衣服，李氏被激怒后罢朝回宫。陈傅良下殿后便上疏辞官。随后，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国子録王介等都上疏请求光宗动身，光宗不从。之后倪思又用韦后、吕雉乱政的例子劝说光宗。光宗听闻大怒，倪思出知绍兴府。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书请太上皇不要降旨宣布免去朝请。孝宗称他们的奏疏已经送给光宗，结果光宗又找借口不朝请。为了表示抗议。许多官员都上书请求光宗罢免自己。嘉王府翊善黄裳请求诛杀挑拨离间的内侍杨舜卿。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也上书请求光宗朝见重华宫，都没有回复。十一月赵彦逾再次力请光宗朝见重华宫。光宗才首次前往朝见孝宗。

绍熙五年（1194）五月，太上皇赵昚病笃。六月九日，太上皇病逝。光宗始终未去重华宫问疾，也不执丧，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左丞相留正建议，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监国。留正于是率宰执多次请求光宗，光宗表示想要退位。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主张禅位给嘉王，而留正认为尚未建储议论此事会引起麻烦，于是称病离开相位而去。赵汝愚被迫通过知阁门事韩侂胄将内禅之意向太皇太后（宪圣慈烈皇后）请示，次日，赵汝愚请立嘉王为太子，并且说到光宗批有“念欲退闲”，于是太皇太后应允。七月五日，太皇太后命赵汝愚以旨谕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立皇后韩氏，其父为韩同卿是韩侂胄之兄。光宗被尊为太上皇帝，李皇后被尊为太上皇后。

主词条：庆元党禁、开禧北伐

韩侂胄因拥立有功被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皇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道学。他还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胄。韩侂胄得知影射朱熹迂阔不可用。绍熙五年（1194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侍讲。起居郎刘光祖、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知登闻鼓院游仲鸿、起居舍人邓驿等纷纷上疏为朱熹求情，都被拒绝。彭龟年上书要求逐去韩侂胄。二人都请求辞官，结果彭龟年被贬，韩侂胄加官一级。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在京镗的示意下，韩侂胄提拔秘书监李沐为右正言，并弹劾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赵汝愚罢相出朝。消息传出后，太学生杨宏中立刻联合徐范、张道、林仲麟、蒋傅、周端朝等五人上书朝廷，营救赵汝愚。韩侂胄将六人遣送“编管”（即交给地方官去管制），时人称为“六君子”。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伪学”，请宁宗抗金，识辨道学。于是国子司业汪逵、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都被罢免。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为得到升迁，迎合韩侂胄，首开“录真去伪”的议论，借此排挤道学派。吏部郎官糜师旦再次请考核真伪，被迁为左司员外郎。张贵模攻击《太极图》，也被赏赐。

参知政事京镗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后，官员们纷纷群起攻击朱熹之学。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弹劾留正引荐伪学一党，留正因此罢职。二月，叶翥和刘德秀请求销毁道学家语录。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四书五经成为“世之大禁”。随后何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叶翥出任同知枢密院事。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书，说伪学图谋不轨，动摇光宗。党禁愈演愈烈。大理寺司直邵褒然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禁绝“伪学”。宁宗下诏称不录取学习“伪学”的学生。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朱熹八大罪状，称其“大奸大憝”。朱熹因此落职，其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太学生余祕还上书请求斩杀朱熹，被谢深甫阻止。庆元三年（1197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称朱熹等人被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相继利用成为逆党，立马被提拔为右正言。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将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位宰相和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五十五人列为伪学之党。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宁宗的禁道学主要在于反朋党，清除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胄当政。

庆元六年（1200年）秋，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并罢免因韩侂胄得势的陈自强，还请求任命周必大取代韩侂胄。御史施康年上书弹劾，于是周必大被降官一级，吕祖泰被流放拘管。不久后，由于提出党禁的京镗已死，韩侂胄又想要为北伐笼络人心，加之张孝伯提醒韩侂胄将来有报复之祸，韩侂胄便授意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请求杜绝天下攻讦、停止指认伪学。

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台谏上奏宁宗“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并主战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韩侂胄为了实现借北伐来稳固统治，再度起用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出任浙东安抚使，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支持抗战派将士。不久后，又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对秦桧贬抑，对妥协势力进行沉重打击，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次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进兵，二人提前出兵，攻其不备，还声东击西，金军败溃，宋军收复泗州。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北伐。

韩侂胄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出任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但早在伐金前一月，吴曦已里通金朝图谋叛变。金朝指令吴曦按兵不动，并密许其作蜀王。韩侂胄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军有吴曦在四川接应，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六月，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李爽攻寿州、皇甫斌攻唐州、王大节攻取蔡州都战败。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一上任就放弃泗州，并贬斥王大节等人。战争形势因此变为金军南侵。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信阳等地。不久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年底，金军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吴曦公然建行宫，称蜀王，请金军入凤州，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四川军民展开了强烈的反抗。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孤立。韩侂胄随即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派遣方信孺同金朝谈判。杨巨源和吴曦部将张林等联络，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等伪造诏书，命长史安丙为招抚使，趁机诛杀吴曦。诛灭叛徒后，军民抗金情绪高涨、韩侂胄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等人分路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成州、阶州、凤州、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安丙不许，大散关又被金军夺去。但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派人毒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下狱害死。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断送。

韩侂胄筹画再战时，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之子、时任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对记恨韩侂胄的皇后杨桂枝以及其兄杨次山勾结，在联合皇子赵询上奏宁宗无效后，派人在上朝时把韩侂胄害死。韩侂胄死后，军政大权全归史弥远。随后，苏师旦被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要求，把韩、苏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在杀害韩侂胄之后，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嘉定元年（1208年）上半年，史弥远政变集团骨干成鼎足之势：右丞相兼枢密使钱象祖、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与参知政事卫泾。赵询也在杨桂枝的支持下被立为太子。史弥远紧密攀附杨桂枝与赵询，在政变中取得了杨桂枝的信任。

史弥远执政后，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罢官。已经死去的辛弃疾仍被加罪。叶适因而被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排挤走卫泾以后，又升任右丞相。但拜相仅月余丁母忧，而钱象祖也被论劾出朝。御史中丞章良能则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子还建议宁宗赐史弥远宅邸供其服丧，而史弥远则坚持在老家守丧。

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由于不满史弥远专政，于是便联络将兵、官员和府学生，准备在百官迎接史弥远回临安时诛杀史弥远。不料进勇副尉景德常举报以致罗日愿等被捕。雷孝友又称自己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于是，赵扩重新启用史弥远。起复以后，史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起用“党人”上博取人心，取悦清议。他任用了黄度、楼钥、杨简等著名党人，还找来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知名之士，以群贤点缀朝廷。

同时，史弥远独揽相权和军权，破坏宰执制度，前后独相达二十六年。从他开始，宰相兼枢密使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权臣专政的局面以直接影响。从嘉定六年（1213年）起，他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另一方面，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只把官员任命结果告诉给赵扩，从来不取旨奏禀。史弥远还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最后，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样，史弥远既杜绝言路，又让台谏成为鹰犬。因此嘉定政治成了史弥远专政，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赵扩也习惯了做傀儡皇帝。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抗争史弥远专政。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诛韩以后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曾上书赵扩，大忤史弥远。

嘉定十三年（1220年），赵询去世。次年宗子赵贵和被立为太子，改名赵竑，其对史弥远深为愤恨。史弥远得密告后，暗中派人在民间找到宗室之后赵与莒，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史弥远又密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学，许以丞相之职。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郑二人不顾反对，强行拥立赵贵诚称帝（理宗），改名赵昀。太子赵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的阴谋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进兵拥立济王。史弥远得到消息，赶忙捕斩潘壬，又派人到湖州逼赵竑自缢。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此后，史弥远也因此更加掌握大权，理宗登基后将所有政务都交给史弥远，自己暗中韬光养晦，南宋政治日渐腐败。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次日，以病危致仕。数日后，史弥远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理宗还把本应归还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作家庙。理宗还专门下一道“保全故相史弥远”的御笔手诏，不仅史弥远的罪行一律不准追究，凡涉及三十年来史弥远及其家人的行为都不许论奏，也防止了他人追究自己的得位不正之事。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其流毒比韩侂胄更深、为害更烈。从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已不可逆转。

主词条：端平入洛、端平更化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理宗始得亲政，他从小生活在民间，想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史弥远擅权时期排斥异已，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也不利于统治。为此，他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时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势力趋向平衡，遂诏改元端平，史称”端平更化”。在除史弥远为左丞相的同时，理宗以参知政事郑清之为右相，又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劣迹累累的亲信，起用曾遭史弥远排斥的一些有声望的官员和理学名臣，并不追究他们对济王事件的态度。于是，理宗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李韶等一些有声望的官员，时人号为“小元祐”。在被召的一些官员中，惟有崔与之以老病辞。但他根据史弥远擅权的弊政，提出理宗要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和不可偏听权臣一人的意见，对理宗前期的施政具有一定影响。

同时由于金朝已经大势已去，宋理宗也抱有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的希望。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灭亡后，赵范、赵葵、全子才等建策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地，以扼制蒙古军长驱南下，理宗采纳其建议。六月，命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京（今河南开封），赵葵率淮西兵五万经泗州（今江苏盱眙）赴汴，继又进据洛阳。但因经多年战乱破坏，州县多为空城，粮饷不济。蒙古军乘机来攻，又决黄河寸金淀（今河南开封北）灌宋军，宋军多溺死，余部大败而回。

对外作战失败后，宋理宗便专心进行内政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驱逐史党。他虽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论劾而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不胜枚举。

二、审慎用相。在听从崔与之的建议后，理宗决定慎择宰相，纠正了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端平三年（1234年），郑清之罢相。史称郑清之“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1233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去位以后独相三年，参与更化决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并任左右相。史称李宗勉“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珍，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他没有好感。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3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想到史弥远旧事，不断上书抨击他。理宗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再未起用。

其后，范钟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淳祐五年（1245年），杜范死在任上，游似与范钟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合，但都能克制。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郑清之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综观理宗前期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很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一死，理宗就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堂除陋规；减少官吏权摄（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控制取士人数；严格升迁。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会子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表率。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

其六，尊崇理学。理宗即位后便进封朱熹为信国公。作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理宗于端平元年（1233年）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建议，享受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瑷、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伯，与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列入孔庙从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孙、苏、欧也被迁出。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试、吕祖谦补祀孔庙，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真德秀、魏了翁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后，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并称二贤。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理宗召用二人，主要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而名至实归。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中流矢而死。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后，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称汗，立即准备撤军，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其回京后，隐瞒自己与蒙古议和一事，理宗罢免宰相丁大全，任命贾似道执政。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贵妃也不久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朝独专朝政。南宋在贾似道的排斥异己、统治腐败、大买公田、滥印纸币的统治下，继续腐败。

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汗之后，派遣使者郝经与贾似道继续谈和，但是被贾似道扣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理宗下诏立其弟赵与芮之子、先天不足的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即位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

贾似道身边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南宋危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建造“半闲堂”和“养乐圃”、多宝阁，搜刮财报，尽情享乐。又著《蟋蟀经》，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贾似道终日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此时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却苟且偷安，坐享富贵。而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时，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

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宋军利用汉水把物资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消息，度宗并不知此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在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吕文焕最终投降，襄阳保卫战结束。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上书反对，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劝其“幡然改悟”，贾似道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天下之势，十去八九”，斥责倒行逆施，并献上二策。贾似道大怒，随即将其罢免。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救亡建策，一意孤行。

德祐元年（1274年），元军攻下襄、樊后，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在阿术劝说下，忽必烈下诏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七月，度宗得病驾崩。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显做皇帝。贾似道依然专朝政。赵昰封为吉王，弟昺封信王。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淮西制置大使夏贵领战船三百艘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一路之上，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守将望风而降，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

鄂州失守，群臣纷纷上疏，要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出兵。德祐二年（1275年）二月初到芜湖，与夏贵部会合。贾似道出兵不战，就先派使臣吕师夔到元军议和，请许宋朝称臣纳币。伯颜不许。贾似道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人驻守丁家洲，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自领后军屯鲁港。伯颜军夹岸而来，用大炮猛击。孙虎臣大败，逃到鲁港。夏贵不战而逃，阿术部乘胜追击，宋水军溃败。贾似道乘船逃到扬州。经此一战，宋水陆军主力全部瓦解。贾似道败逃后，上书谢太后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太后不准。陈宜中任相，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罢贾似道官，贬到循州安置，不久贾似道在木棉庵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之后陈宜中召诸路军马勤王，并令溃军各部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高斯得任兵部尚书，上疏直指国家危亡，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却无回天之术。

此时元兵南侵，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建康降元。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守臣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臣纷纷投降，仍有池州通判赵卯发同妻子自缢殉国，饶州知州唐震不屈而死、原丞相江万里与儿子投水而死。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临安守卫空虚。谢太皇太后遂号召天下勤王。各地大批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不予响应。但仍有郢州守将张世杰、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湖南提刑使李芾率兵入援。

元兵将至临安，临安全城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都逃跑了，朝中十分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都劝台谏弹劾自己，奏疏还没有呈上就出关逃跑。太皇太后谢道清听闻后在朝堂下诏怒斥群臣，但是仍然不能禁止这种行为。

主词条：崖山海战、宋末三杰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帝，南宋大势已去。但是，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

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

景炎三年（1278年）春，南宋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在𥐻洲梅尉（今香港梅窝）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在蒙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蒙元将领汉人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门海战。

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宋祥兴二年，1279年3月19日），被俘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全军覆没，陆秀夫彻底绝望，在安抚幼主之后，将国玺绑在幼主身上，背着他跳海自尽。而张世杰在崖山战败后本欲突围，却得知陆秀夫已背负幼主跳海自尽，自己也无力回天，最后因飓风翻船而溺死。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四十多年与蒙古抗衡以失败告终。南宋在中国南方153年的偏安统治结束，而赵宋宗室在中国320年的统治亦终结。

崖门海战极为惨烈，据估算，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军的入侵而大大南移。南宋初，金军一度攻入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宗磐等人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军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

据赵汝括于宝庆二年（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志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

主词条：宋朝行政区划

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定都临安府；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成，次年割地定界。于是南宋分全境为十六路，逐路设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政。又转运司、提点刑狱司除两浙东路、两浙西路通常合并为一个转运司，其他分路与安抚使司同，只是治所间或不同。南宋路制沿袭北宋，唯两浙路分东西，梓州路更名潼川府路。且于南宋百余年间无大变化，仅利州路时或分东西或不分（分则全境为十七路，合则仍为十六路），荆湖南北路一度改为东西路而已。统县政区仍为府州军监四种，唯府的数目更形增加。以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为准，共17路，领府27、州132、军34、监2：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主词条：南宋官制

南宋大体上继承了北宋的中央官制，在局部稍有调整。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孝宗时，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至乾道八年（1172年），随着左、右丞相制度的确立，孝宗确立了朝务向首相、次相负责，首相、次相向皇帝负责的新政治体制，牵制以不次用人原则的佞幸政治，基本在官僚体系内扫清了障碍。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1129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宋代路级各监司职能的权力界限大致如下：有关户口、婚姻、税赋之事由转运司负责，而狱讼、经、总制钱的征收归于提刑司，一路常平、茶盐事务由提举常平茶盐司管理，而地方军政、督捕盗贼则是安抚司的管辖范围。但这一划分相当粗略，这些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也在南宋发生了变化。南宋初年，由于军事动荡，安抚司代替其他监司，成为一路最重要的管理机构，但随着和议的缔结和南宋政权内部的稳定，安抚司很快衰落，到南宋中期至宋末，主要的四个路级机构权力往往被新的高层政区机构如宣抚司、制置使司等接管，致使它们沦为执行机关，同时由于南宋末年的地方社会趋于贫困，保证税收的充足就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因而其职能也越来越单一化为以财政事务为导向。与此同时，地方主管官员常常通过各类形式的“兼职”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些兼职为地方治理的顺畅发挥了作用；路级官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兼职类别，如路级官员的互兼、监司兼郡、兼任军职等。北宋的兼职通常属于制度化和职务性兼职，南宋的非制度化兼职和职位性兼职大量增加，形式上也更具“随意性”，多于北宋。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这种“隐性”因素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官员兼职在宋代尤为突出，这既源于其政治制度之设计，又是强化专制集权之考量，也是治国理政之所需。由于南宋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下，官员兼职的现象也比北宋要多，从临时现象逐渐成为制度性的一种规定。南宋宰相兼职基本承袭于北宋，但因南宋时常遭受金朝袭扰，同时国家财政日益匮乏，为应对以上难题，南宋统治者常通过设立独立机构，赋予宰相兼职的形式，使宰相统筹应对国家面临的军事、财政危机。较之北宋，南宋宰相兼职财政类、军事类的职权更为频繁，同时宰相职权也因之更为庞大。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成立修政局，是依循王安石创设三司条例司和蔡京创建讲议司的惯例。即这一机构是秦桧为敛权而专门要求高宗设置的，用以达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的目标。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南宋时期，君臣鉴于北宋末年宦官专权的危害，对宦官预政进行了严格的防范，宦官的权势因此大为削弱，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宦官干预军事的现象减少，但在政治、经济等其它方面仍然表现活跃。

宦官作为君主的家奴，本身没有选任官员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凭借君主的恩信而对其进行干预。建炎年间，原康王府内侍康履等恃恩用事，援引官员。其中，王渊善于奉迎，结交康履得到枢密使的职位。淳熙年间，陈源因提举德寿宫而颇受孝宗宠爱，其家仆相继受到进用。宦官的行为对君权造成了威胁，且容易形成集团势力影响专制。因此，君主在得知宦官的恶行后，会对他们严加防范和疏远。孝宗就采用降级的方式打压陈源。高宗、孝宗多次强调宦官要守本职。但常有宦官敢于以身试法。庆元年间，宦官王德谦得势，吴宗旦交结攀附。但他的这一行为立马遭到朝臣弹劾。因此，宦官为防朝臣攻击自己，常对官员进用进行干预。当时牟子才画唐宦官高力士脱靴图送权宦董宋臣，董宋臣与丁大全合谋，命令御史诬劾他。淳熙四年（1177年），宦官惧怕李季修在制策中攻击自己，因此全力阻扰他被重用。可见宦官正是通过君主的信任而对用人之权大加干涉，并逐渐结成利益集团。另外，君主有时也会对宦官荐人持默许态度，但这只是出于君主的赏赐，同时也是出于君主利用的考虑，并不与严禁宦官干政的原则相悖。

宋代宦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常不自觉的参与到宫廷内部争斗中，如谋废皇帝、插手妃嫔间的争斗及离间君亲关系等。南宋虽然没有出现宦官废立君主的情况，但在拥立君王、离间君亲及进荐嫔妃等活动中，仍然表现活跃。

总体上看，两宋初年，宦官与官僚百姓矛盾激化而遭到攻杀，加上金军的掳掠，势力锐减。南宋初期至建炎年间，以康王府旧人为骨干的宦官集团凭借宠信，权势复炽，后因苗刘之变，再度削弱。建炎以后至理宗，政权逐渐稳定，宦权得已恢复，但受到君臣有效控制。南宋末期，理宗昏乱，重用宦官，权势达于南宋顶峰。但不论变化如何，南宋宦官权势总体上是被削弱了。皇权和相权的集体强化、权臣的强势和台谏等监察机构的正常运转，使得南宋宦官权势始终得到有效的压制。

相比于北宋多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给事中为宰执考虑人选，南宋时期更为倾向的通往宰执职位的台谏之路。台谏弹劾执政，而后取代执政，大多是体现士大夫政治内部的政争。然而，在君主制下，权力制约还有皇权。为了让皇权不成为政治行动的障碍，在士大夫政治的格局之下，南宋又创出了新的政治形态。尤其是以台谏兼经筵讲读官，实现了陈亮提出的台谏“谏身过”和讲读是“谏心过”合一，由此完成了士大夫对君主的身与心的掌控，从而确保在君主制下的“宰辅专政”的权力基础。

同时，经筵交流也是皇帝得以了解政情及与臣下交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士大夫可以在经筵这个场域中关于具体事件与皇帝有着更为充裕的来往回复的商谈，也更容易把握皇帝的意向及引导一些政治事件和人事处理的方向。故而经筵实际上牵动了诸多的政治势力。相对于常规行政体制内的行政性奏对，“经筵留身”等非行政性奏对，带有帝王私人色彩。这既使得君主可以防止信息被垄断，也使更多臣僚获得了与君主直接面谈，进而参与议政的机会。台谏官把持了经筵渠道，极大强化权力。例如秦桧执政末年，董德元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担任经筵讲读官获得高宗赏识，最终弹劾执政担任参知政事。在董德元之后，不同层级的台谏官更多地参与到经筵中来，以此途径控制君主，巩固和确保在君主制下宰执的权力基础。

被援引的经筵官，往往与宰执有较密切的关系。利用自己所进用的经筵官，宰辅大臣可以通过操纵人选来控制经筵言论。经筵官既可助援引人，又可替其观察皇帝的动向。同时，由台谏参预，还单纯了经筵官的人选来源，相比于之前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既可某种程度减少和隔绝皇帝通过其他系统官员获得的信息，更可“察人主之动息”。至宁宗前期，“台丞、谏长暨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日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台谏参预经筵，占据了君主的最后一个空间。从此，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形成全面掌控。

南宋时期，在继承北宋台谏官兼职经筵的基础上，南宋大力发展这一传统，在高宗朝形成了每除言路，必兼经筵的政治模式。秦桧、韩侂胄、贾似道都以把持言路，利用台谏官兼职经筵来达到获取信息的目的。台谏入宰执、言官预经筵的政治模式，为权相辈出提供了保障。权相对权力全面而稳固的把持，背后有台谏势力与之相配合。台谏势力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力量为依托，士大夫政治力量又因台谏势力的运作而更为强势。

南宋政权建立后，南宋朝廷公信力与威信都已降低到了极点。对新生的南宋学士院而言，如何继承北宋旧政治资源，协助二府宣发命令以接续北宋正统，维持人心秩序便成了这一时期学士院的当务之急。而在政权稳定后，特别是皇权将日常政务处理部分让渡给相权后，如何实现政权的稳定运转，与高宗亲政后重建皇权政治，都是南宋学士院及其官员群体参与下的一种新式政治运作的发育过程。

宋金战争期间的学士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草诏、顾问之职责，承担安抚中央与地方联络的作用的话。随着宋金战争的逐渐结束，学士院也在扮演着沟通南北的新作用与职能。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十二日诏“诏学士院人吏，应奉修写机密国书过七十次至六十次。”抄写国书之次数，一人竟可至七十次以上，这表明国书之往还十分繁多，而学士院就是高宗和宰相同金国联系的窗口。宋高宗时期，学士院官开始更多的介入宰执圈层的争夺，但翰林学士本身地位与政治影响力较北宋时却有所降低。绍兴年间，赵鼎攻击吕颐浩，吕颐浩则想要提拔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肯就职，且继续弹劾，最终担任签书枢密院事。二者同为“四入头”（宋时任用执政大臣，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挑选），翰林学士须得推荐，而御史中丞亦可通过弹击罢相以达到目的。

乾道前期外部环境稳定后，学士院官的参谋职能因此得以伸展，在学士院官的参佐之下，孝宗确立了一套新的官制。院官在草诏过程中也有辅助决策的作用，而彻底将宰相排除在外。但到了其统治中期，学士院官从职能上反倒有所缩小，这是左右丞相制度确立后新一轮权力分配所导致的，学士院参佐决策的职能日渐因顶层设计的需要被挤压。任用上开始呈偏向使用秘书省官的形态，对于学士院官的人选上亦只是“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而并不带有予以重任之想，只需奉旨写作诏书即可。例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时，内外制之责只由陈居仁一人处理时，孝宗反倒颇为满意。而即便是草诏这一基本职能，也更多为孝宗假手他人。如身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胡铨在隆兴元年（1163年）曾代草国书。侍读学士并不属于学士院官，但仍承担了草诏之责。

此后，学士院在宁宗、理宗朝皇权的第二次、第三次寻租下日益衰落，膨胀的相权直接将之排挤出核心政治圈，成为实际受宰相控制下的文字之司，甚至宿直职能，直到理宗末年才重新恢复。又很快因贾似道的专权和度宗的低能成为装点门面的文饰。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军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南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

在高宗时期，宗室群体不仅在各地州县的保卫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朝廷政治中心也有重要影响。高宗曾对在平定“苗刘兵变”的另一位宗室赵子潚说：“宗室与国一体。”足见南宋初期，高宗眼中的宗室在维护赵宋王朝延续的重要性。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年）曾下诏：“宗室添差差遣，每州十县已上，不得过十员；不及十县至五县去处，各随所管县分数目添差；三县已上五员；三县已下三员。诸县万户已上三员，万户已下二员。仍并以二年为任。”此诏书对宗室群体出任官职的名额虽有限制，但与北宋相比增加许多。宗室群体以此积极摆脱在政治上“无为”的局面，他们处于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能够在南宋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的宗室群体与北宋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宗室势力在高宗朝虽受到限制与制约，但其在南宋初期的政治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宋孝宗以宗室身份即位之后对宗室重用与信任，使得宗室群体势力获得了崛起契机。孝宗朝时期，宗室群体参政的人数以及所获实权都大为增多。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之初，便下诏216名宗室成员量试出官，又下达了要求一部分大臣推荐两名有才能的宗室的诏令，决定大量重用能力出众的宗室。宗室官员虽在政坛崛起，因高宗制定的“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对宗室在政坛上的最终成就作了限制。此种顾忌乃与宋代祖宗家法相一致，因为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的结合，可能威胁到皇权。之后的宗室赵汝愚累任朝廷内外要职，宋宁宗即位之时，因拥立之功，被拜为右相。然而在位不久，便受到大臣弹劾，结果被罢相。但他突破了宗室不任执政的限制。从此以后，直到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赵廷美八世孙赵以夫在理宗朝任同知枢密院事，才有宗室成员再次担任朝廷执政的实例。

宗室群体的政治地位提升在士大夫群体眼中，若权力过于集中于他们手中，会对皇权政治产生冲击，故南宋的士大夫群体处于与之制衡的对立面。由于南宋初期禁令的限制，宗室群体一般不担任宰相等职，虽然光宗朝赵汝愚任宰相，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不管从任官人数还是任官职务上柬论，南宋宗室在政治生活中都有着更大的作用。随着宗室的不断发展，到了南宋中后期，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宁宗后期，在选择继承人时，便以高宗事例作为榜样，以宗室为继承人，保证了平稳过度，虽后有赵竑叛乱，但很快被平定。理宗也成为了南宋最后一个宗室出身的皇帝，期间宗室群体广泛地进入政坛高层，虽未有宗室成员位列宰执，但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府的政务运作中发挥着自身独有的功能。

宁国吴氏是南宋中后期显贵家族之一。吴氏自先祖吴仁寿于北宋时期迁居宣州宁国以后，家族逐渐兴盛，至南宋中期吴柔立、吴柔胜时己成当地望族。吴柔胜之子吴渊、吴潜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吴潜两次担任丞相，宁国吴氏进入鼎盛时期，俨然成为显贵大族。吴柔胜与吴渊、吴潜兄弟，为宁国吴氏家族杰出代表人物，父子均以科举入仕，长期担任地方官，治绩卓著，有“吴氏三杰”之称。吴潜本人更以状元身份走上南宋政治舞台，成为南宋政坛的重要人物。南宋建立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权臣屡次把持朝政。出生儒学世家的吴氏父子，始终秉承忠君报国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在吏治、用人、经济、文化和边防方面，都有自己看法和主张，并力图付诸实践，特别是吴潜官居宰相，参与南宋后期朝政，其宦海浮沉更能反映出南宋后期政治进程。

史氏家族作为南宋四明的一支名门望族，也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在它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史家的三位权相一一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是史家在仕途上的代表。大量子弟通过考中进士和恩荫等途径，进入政坛，取得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辉煌仕宦盛况，并一定程度上推动四明士人群体仕宦的发展。正是由于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人的举荐，四明士人大量进入南宋政坛，而进入政坛后的四明士人又相互举荐提携，从而形成了一个显赫的四明高官显宦集团。在南宋政坛，四明地区出了五个丞相（除史氏三相外，还有魏杞、郑清之）和八个参知政事。宁波史氏以其辉煌的家族发展史，对南宋宁波地域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地域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客户”的身份也随之改变，变的更加自由，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从而扩大了民事法律主体的范围，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推向高峰。宋人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宋初之时，针对国家占有土地的的实际状况，因势利导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度，同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人与人之间的土地交易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这极大的刺激了宋代土地交易市场的繁盛，使得土地的转移空前加快，土地纠纷也日益增多，史称“千年田换八百主”，“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北宋政府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着生活中土地交易的发展，再加上当时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些都为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所谓“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涉及土地田宅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南宋司法越来越关注这些逐渐复杂化的不动产纠纷。

北宋初年，对于田宅之类的诉讼，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即“务限之法”。法律明文规定：“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而到了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大理卿李洪上奏言：“务限之法，大要欲民不违农时，故凡入务而诉婚、田之事者，州县勿得受理。然虑富强之家乘时恣横，豪夺贫弱，于是又为之制，使交相侵夺者受理不拘务限。比年以来，州县之官务为苟且，往往借令文为说，入务之后，一切不问，遂使贫民横被豪夺者无所伸诉。欲望明饬州县，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最后孝宗批准了李洪的建议。可见，最迟于南宋孝宗时期，对侵夺田产的行为，在法律上已不再受时间上的限制，尤其是豪强侵夺贫弱的行为。

北宋初期的民事诉讼制度承袭了唐代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变革，但幅度并不大。从总体上看，北宋的民事诉讼制度与唐代的基本是一致的，但到南宋时期有很明显的变化。南宋民事诉讼制度在承袭唐和北宋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南宋社会需求，有了显著的发展，其表现为：首创了“断由”制度，完善了越诉制度，调解的制度化等，这些发展变化使得南宋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逐渐趋于完备。

南宋时司法裁判中普遍的风格，即司法官员判决依据的多元化。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之时并不完全是依照法律的规定，除法律之外，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审判官员会考量诸如情、理以及道德等多种因素。南宋时司法官员在审判实际纠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案情变化多端，并不能完全为法律所囊括，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虽说是司法官员裁判的主要依据，但制定法以外的的情、理等社会规范同样被经常引用，用来作为法律的补充性规定，解决法所不及的情况。“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

南宋时期地方官员的侦查审判手段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既有诸如检验、讯问之类以正常形式进行的，当然也有通过耳目等非正常方式秘密调查的，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他们最终的的目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伸张正义，这些官员给予庶民百姓的的恩惠都是比较实际的，往往能使受冤枉者得以平反。

宋代地方官吏升迁降黜的制度称为磨勘，即是以官员任职资历年限为标准决定其职位升降，磨勘有着固定的年限限制，地方官吏通过考课的政绩可以冲抵磨勘年限，如果考课不合格，还会因此延长磨勘期限甚至受到惩处。因此，考课对于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南宋的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经历了从疏到密，由简至繁的过程，体现于考课机构、考课范围、考课标准、考课程序三方面。

在考课机构设置上，南宋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太祖时期就已经设置了审官院专门负责官员的考课。宋宁宗时期，又在御史台设立考课司负责官员考课。在以专门机构考课的同时，南宋也经常从中央派遣使者考察地方治理状况，据此可以对机构考察的遗漏或作弊情况进行纠正。在考课范围上，因战争导致人口的减损，所以绍兴年问，单独以人口是否增长对守令进行考课。绍兴五年（1135年），又制定了县令考课的范围，包括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具体的考课方法则是在北宋四善三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四善四最之法。同时，守令的考课方略也有所更改：宣诏令、厚风俗、劝农桑、平狱讼、理财赋、兴学校、实户口。而有关监司的考课内容最多，累计共计十五条，分别有是否完全奉行诏令、兴利除害、有没有朝廷下达的本路已上薄过失和惩罚不完全过失犯罪、受理诉讼和在指挥州县官员处理公事时有无拖延怠慢情形、有无因为受理诉讼改正了州郡官员不正当的处置结果、其职责有没有完全履行，施行政事时有无不当。例如转运司不正当转移使用财富，致使国家财产亏损或者在收税时没有遇到天灾却税额减少，或者缺乏旌政能力导致国家财产需求不足以及在应该发放或者偿还其他部门财时因为没有精打细算致使财政出现亏空；提点刑狱司不履行督查主兵及捕盗官训练士卒，修整装备的义务；提举常平司出卖其所管理的田产或者累欠税赋，不兴修农田水利，不按时或不按法律规定制作账簿，在编排保甲的时候不妥当导致废弛、在向朝廷上奏时奏章内容有没有不恰当以及有没有就以上的不合格内容上奏一一说明、其按察范围内的官员因犯赃罪被处以流刑以上及按察行为不适当的、向上推荐保举的官员有无不当、有无劝课农桑，开垦农田或者修提拔水利或者修正废置的田地让百姓种植桑树、枣树一类。有无招募流民增加户口，及召集逃户回来置业，或者招募人户为佃户，而不是靠分家析产来增加户口，本年内有无天灾人祸，官员是如何计划赈灾的或者因为其失于赈灾导致户口逃亡的，说明其巡查了哪些州县，从何时出发到何处以及何时回来，有无未巡查的地方并说明缘由、每年向朝廷上供的钱物有无缺少、有无平反所管辖地区的刑事案件或者拖延处置的案件、查获了多少盗贼，还有多少盗贼没有捕获的。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又向淮东、京西路州县下诏，重申如有增加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的情形，年终让监司据实比较，作为考课的重要标准之一。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又命湖南、湖北路的守令开垦田畴，如果开垦数量在一千顷以下的，考核时降低名次，延长磨勘期限。宋代关于考课程序方面最重要的创新是历纸制度，是将地方官员的过往政绩以及其上官对其政绩的评价以正式、书面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制度，由此可以防止地方官员报送考课成绩时弄虚作假，也使得上司需要对其所书写的下属的政绩负责，在一定程度能够防止考课时上下勾结、相互包庇现象的出现。

南宋地方官员考核沿用的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