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二战爆发后，在第141高山步兵团担任情报官员，不久后升为军官，在法国投降后，蓬皮杜复员。后成为报纸《不列颠尼库斯》的评论员。

1944年9月至1946年，经朋友介绍，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负责国民教育的专员，并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和信任关系。

1946年至1949年，在戴高乐辞职后，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任审查官，同时担任法国旅游局局长。

1947年3月，在戴高乐新组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总部任办公室主任。4月，担任国家研究委员会秘书和安妮·戴高乐基金会秘书长。

1948年，在政治研究所任职，并担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主任。

1954年2月，开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供职，并于1956年至1962年任总经理。

1958年6月，戴高乐再度出任总理，蓬皮杜任办公厅主任。

1959年至1961年，任北方投资公司总裁和巴黎至奥尔良铁路公司副总裁。

1959年至1962年，戴高乐成立了一个由高级公务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向第五共和国过渡做准备，蓬皮杜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长，并全程参与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制定过程。

1961年2月，蓬皮杜在不担任公职的情况下作为戴高乐密使去瑞士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谈判，签订《埃维昂协议》，导致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解决。

1962年4月，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

1967年，经选举成为法国民主联盟领袖。

1968年，法国发生以学生运动为开端的“五月风暴”，蓬皮杜出面与各方代表谈判，未得到戴高乐支持，被迫于7月辞职。

1969年6月15日，在戴高乐辞职后，蓬皮杜得到58.22%的高票当选成为法国总统。

1973年9月，访问中国。

1973年2月起，蓬皮杜就因为身体原因时常无法主持内阁会议；到年底，他的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但他仍坚持工作，抱病出席各种活动。

1974年3月27日，蓬皮杜最后一次主持内阁会议；4月2日晚，蓬皮杜因白血病在巴黎去世，享年62岁。

1970年，蓬皮杜亲自主持制定了第六个经济发展计划（1970年至1975年），顺应戴高乐时期致力于新兴工业如石油化工、电子和机电、汽车、宇航、造船、通信设备等方面的发展潮流，以此推动法国工业现代化，并通过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如此又为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不仅如此，蓬皮杜为了避免法国出现经济停滞或是增长过快从而引起经济失调，便首先确立了快速且合理的工业发展原则。而法国经济在经过第六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后高速发展了起来。

蓬皮杜执政时期，法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国暂时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国力也随之强盛了起来，在世界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并且法国的民众也通过政府实施的各项社会政策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人民生活好转了，社会状况也渐趋稳定了下来。

蓬皮杜就任总统后，为及时地解决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 他试图通过让法郎贬值来缓和财政向题，达到收支平衡。1969年8月8日，蓬皮杜政府决定使法郎贬值12.5%，成功推升了法国的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

在戴高乐执政时期，将“货币”的地位提升到与国家同等高度，形成了“国家-军队-货币”的执政路线，并规定国家应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等一系列遏制私人银行的政策。但蓬皮杜就任后，由于面对通胀问题，在1973年法国政府颁布“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新《银行法》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自此在“国家-军队-货币”的执政框架里，“货币”被剥夺了。但这之后，法国大量依靠境外资本和负债维持自身经济循环，从此法国走向国家破产。到2019年，法国国家债务已达18703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1.7%。

蓬皮杜曾因五月风暴被迫卸任总理，他也于其中了解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在改革财政使法国经济回升后，蓬皮杜便把文化建设提上日程：规划城市新发展、促进音乐的研究与发展、向所有文化创作领域提供大量的资助，法国的文化开启了万花筒式的发展。蓬皮杜热爱并重视着古典诗歌、文化的发展，他重新开放了巴黎歌剧院，在巴黎第四区修建文化中心，将文化学科在此并存交合，相互丰富；他同样钟情于现代化艺术，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72-72展览》，展出了大量现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在这一时期蓬皮杜政府的引导下，法国现代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也逐渐积累形成了当代法国给世界留下的浪漫、优雅、梦幻的印象。

蓬皮杜在外交政策上有着和戴高乐不完全相同的观点，他不是大西洋主义者，但他也坚决捍卫法国的独立。在他看来，西方的团结对苏联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应当在欧洲全面负责。而此时又面对东西德的问题，蓬皮杜认为，相对于依照泛欧洲安全观念进行改革，实现当前东西方的平衡更可取，这也被成为“缓和”政策。在蓬皮杜看来，缓和不仅可以预防战争，带来稳定；从长远来看，还能帮助东欧从莫斯科那里争取更多权力，遏制共产主义，同时能够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强法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强势让西欧各国夜不能寐，由是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的高潮，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望。

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时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获取实惠；四是身体健康原因，蓬皮杜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1973年9月11至17日，蓬皮杜访华，他是第一位正式访华的法国和西方国家元首。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蓬皮杜，双方交谈得很热烈。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目前西方有一股“祸水东推”的潮流，推动苏联进攻中国。其实苏联野心很大，整个欧洲、亚洲、非洲都想拿到手。苏首先要把美军挤出欧洲，把德国拿到手，然后把法国、意大利也拿到手。美国搞孤立主义对欧洲不利，对中国不利，中国赞成法国要求美军继续留驻西欧，赞成法国把英国拉住。蓬皮杜表示：中法都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经济、军事大国。美国开始收缩，而苏联在不少地方扩张。美苏加在一起，对别国的独立是个危险。法国的政策是，既不联华对付美苏，也不企图把苏实力推向东方。

周恩来同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列举了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共同原则，都认为两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这些共同原则使两国可以很好地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会谈期间，蓬皮杜希望中国能购买法国的化纤设备。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法国“同等优先”的原则，并指出，中国和西欧贸易首先会考虑从法国进口，只要是好设备，我们是要的，但是法国的价格比别国高，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有关方面进一步洽谈，在蓬皮杜访问结束前，双方签署了购买法国大型化纤设备的合同。中法两国政府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在商谈公报时，法方不同意写上“霸权“二字，怕因此而刺激苏联。在中方坚持下，蓬皮杜亲自拍板同意写上。周恩来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赠送法方一对大熊猫。

会谈后，周恩来在北京陪同蓬皮杜参观了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皇穹宇等。蓬皮杜对中国重视保护文物古迹的做法十分赞赏。9月15日，在周恩来亲自陪同下，蓬皮杜乘专列前往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参观。蓬皮杜尽管当时已行动迟缓，但仍参观得很细致，并询问石窟的历史和保护情况。下午，一行及中方陪同人员赴杭州，晚上周恩来同蓬皮杜共进晚餐。第二天上午，蓬皮杜游西湖，参观了花港观鱼和三潭印月。当天下午，蓬皮杜充分休息后飞往上海，晚上出席了上海市举行的晚宴。9月17日上午，他登上上海大厦顶层观看上海全景。上海给蓬皮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蓬皮杜返回巴黎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度评价了这次访问，他强调中法两国在民族独立、加强防御、不屈从于任何人等问题上有完全一致的共同点。在经贸科技领域，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加强在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的交流与合作。双方还决定签订海运协定，扩大航空运输合作。

1970年2月至3月，蓬皮杜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两人在对苏联持谨慎态度、不再孤立中国、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尼克松也接受了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两国还一致决定重新开启自1962年来就终止的法美战略会谈和军事合作。

1971年，两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相互均衡裁军谈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法国担心这些会谈的结果会导致美军撤离欧洲，中欧中立化从而降低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慑力。12月，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峰会上，蓬皮杜希望尼克松能承认其为欧共体的代言人，并为法国赢得美欧关系中间人的战略特权地位，但并未成功。此后蓬皮杜把对美政策重新进行了定位，更多倾向于团结欧洲来平衡美国的战略构想。

1973年5月，两国元首在雷克雅维克举行会谈，两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和大西洋宪章问题均未能达成共识，但在军事领域取得了进展：两国将把正在进行的军事会谈扩展到核武器技术方面，这为两国分歧的减少提供了一定助力。

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和其引发的石油危机，由于两国在对中东局势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使法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而在基辛格的大西洋关系宣言中两国也存在矛盾，为避免法美关系彻底破裂，蓬皮杜亲自指示修改宣言，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强调跨大西洋团结和美国在欧驻军的必要性以及核威慑的必要性；在欧洲防务上强调法国军事力量和英法核威慑的重要作用及其价值。最终这一草案得到了美国的认可，也为法美关系缓和提供了契机。

在与苏联的关系上，蓬皮杜认为从政治角度而言，法苏关系是法国在世界博弈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重视两国关系发展。1970年10月，蓬皮杜访问苏联并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首次正式表明两国真诚的“政治合作”的必要性，并将两国外长一年两次的定期会晤制度化。此外，两国还就北约、美国与德国问题进行了磋商，蓬皮杜向苏方保证法国不会重回北约一体化指挥框架下，这是戴高乐外交模式的延续；在美国问题上，他改变了戴高乐提出的以法苏谅解为基础的欧洲安全观，转而强调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必要性；德国问题上蓬皮杜向勃列日涅夫保证法国绝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对苏德和约表示赞同，但他也明确反对两德统一，因为法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借助两德的统一借以控制德国从而达到管理欧洲的目的。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就德国、欧洲安全会议和相互均衡裁军展开了会谈。法国同意在政治上援助德国以通过一系列的东方政策条约；在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上，蓬皮杜完全赞成早日召开会议，并希望通过这一会议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扮演一种特殊角色；而对待相互均衡裁军的态度，蓬皮杜出于对德国问题和西方军事力量明显弱于苏联这两方面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

1972年以来，苏美关系改善，使法国在欧洲地位受到打击，为此在1973年1月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表示法国支持苏联在欧洲建立持久安全机构的设想，同时强调法国无意扩大有损苏联利益的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自由。然而苏联方面并不满意，苏联认为双方的双边协商力度和透明度依然有限，并且在部分问题的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所以依旧不断给法国施加政治压力。

在欧洲问题上，蓬皮杜认为法国是欧洲的大国，有义务在欧洲事务中起到自己的的作用。为了抗衡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德国，蓬皮杜在英国、丹麦、爱尔兰、挪威愿意加入共同市场的愿望都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重新确立了欧洲共同体六个创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确定了与联合王国谈判的条件，开始了经济和货币联盟。1971年5月，蓬皮杜在巴黎会见了英国首相希思，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达成协议。经过大量工作和会谈后，在1972年底，四国政府签订了加入共同市场的条约，成为共同市场的正式成员国。

此外，蓬皮杜相信欧洲团结的增强和把这种团结向外交政策及防务领域扩展是牵制苏联、使德国紧靠西方，并迫使美国把欧洲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唯一途径。在1973年9月，蓬皮杜提出欧洲国家和政府首脑应定期举行会晤以探讨政治合作问题，这促成了12月哥本哈根九国峰会的召开以及21世纪欧洲协商机制的最终形成。

蓬皮杜也注重同非洲国家的合作，主张非洲人自己管理自己。1971年初，他沿着总统非洲之行的路线访问了马达加斯加岛、乍得、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和塞内加尔，促成了首届“非洲首脑会议”的召开。

蓬皮杜的父母都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的在校生。他的父亲莱昂是农民之子，先后担任小学教员和西班牙语教师；母亲玛丽-路易丝患有结核病，必须经常住院治疗，他也因此无法与母亲亲密地相处。而父母也对他从不迁就，父亲给他布置很多课外作业。因此，对于每周日的橄榄球比赛，蓬皮杜总是等不到比赛结束就得回家学习。他热爱古典文学的严谨和诗意，这帮助他顺利渡过了青春期的难关，也塑造了他的性格。

1935年10月29日，刚刚毕业的蓬皮杜与他23岁的灵魂伴侣克洛德·蓬皮杜在夏多贡捷市卡乌尔家族的家里结为夫妻。两人在马赛安了家。周末，年轻的蓬皮杜夫妇常到地中海小海湾散步。他们游览普罗旺斯地区圣雷米的罗马遗迹，前往“阿尔勒，那里有阿利斯康”，参观西多会修道院。两人共育有一子阿兰·蓬皮杜。

“法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使其变得更难相处。政府不是那么有决断，左翼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他们所不喜欢的外交政策，这在西欧其他民主国家司空见惯。……但这言之过早。蓬皮杜成了一个强有力、有决断力、能驾驭局势的总统。”（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 评）

“蓬皮杜出任总理期间正好赶上法国经济腾飞“黄金30年”，对很多法国人而言，他的名字和20世纪的法国工业化密不可分，代表着创新和现代。”（《环球时报》 评）

“ 蓬皮杜善于平衡工作、生活以及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当命运出现波折时，他知道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把兴趣转移到文学、艺术等其他事情上来，在怡情的消遣中进行自我排解。蓬皮杜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个人，只有一个成熟的个人，才能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同时，承担起伟大的政治使命。”（《现代快报》 评）

建设艺术中心这个想法在曾在蓬皮杜头脑里酝酿了15年之久。二战中，为了躲避战火，很多法国杰出的艺术家都去美国了。战后，他们返回法国，把他们的画作也都带回来了。蓬皮杜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于是就有了建设一个艺术中心的想法。另外，他认为建设艺术中心也有助于激发法国人民对艺术的兴趣。艺术中心的建设地点是蓬皮杜选择的，位于巴黎的市中心，在巴黎圣母院旁。

蓬皮杜对于这个建筑的用途提了很多建议。1977年，在艺术文化中心正式落成后，为了纪念此前已经去世的蓬皮杜，便将此座建筑命名为“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而它的经营展览基本上是按照蓬皮杜的设想在进行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平均每天能够接待3万名游客。到21世纪初，这里已经是法国三大艺术博物馆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这三大博物馆确立了法国艺术博物馆体系的完整性。

年轻时的蓬皮杜是花花公子做派，不断寻找爱情冒险。他喜欢向年轻女性大献殷勤，爱慕甚至崇拜当时著名的戏剧明星。1930年3月，他还不满19岁，给女演员瓦伦丁·泰西耶写了一封炙热的信：“小姐……我只请求您给我一张您的签名照。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看到最美丽的阿尔克墨涅了。如果说阿尔克墨涅是希腊最美丽的女人，那您就是最美丽的阿尔克墨涅……小姐，对于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您就是美丽、智慧和诗歌的化身。”

在20世纪30年代时，蓬皮杜对当时的文学发展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独到见解，在写给朋友罗贝尔·皮若尔的一封信中，蓬皮杜充满挑衅地批判了当时的文学状况：“非常糟糕。自古以来，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可以不理会‘老家伙们’的不理解。但现在谁能当此重任？没有这样的人。诗人不存在了，小说家很平庸，戏剧也极端无聊。我最近看了于勒·罗曼的剧目《克诺克》，台下观众嘘声一片，作品非常一般。“总而言之，毫无亮点，就连评论也一样。这种文学艺术的颓废无药可救，除非新生力量突然出现。但是，新生力量在哪儿？你认为我们这一代有这种能力吗？我们的思想多么贫瘠，总感觉所有的话似乎都已经用各种方式表达过了。还有件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对‘经典’本应既充满激情，同时也不盲从。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读的全都是经典，即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