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度担任中共曹家渡区委负责人，领导大夏大学党支部。

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2年，去武汉执教。翌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科员。1935年因《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诚等保释。次年7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活动。

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救亡日报》编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8月始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是年，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主编《译报·大家谈》《申报·自由谈》《公论丛书》等。

1939年春任文化中心小组召集人，领导“孤岛”上海文艺工作。至次年夏，撰写、出版《文学读本》《边鼓集》和剧本《前夜》等。

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任星(新加坡)华战时工作团宣传部长。

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辗转先达、棉兰等地。

1943年，遭侵印尼日军通缉，隐居原始丛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种自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印尼文《民主日报》，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

1947年7月，被荷兰军队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10月到香港。

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等职。翌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1952年1月卸任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文学论稿》问世。同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

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巴人，指出巴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且巴人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巴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

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

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

1966年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巴人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

1972年7月25日病逝。

1979年6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政治生涯

王任叔，1901年生，浙江省奉化县人。早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做过几年小学教师。1925年在奉化中学教书时，在他二哥王仲隅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王任叔博学多才，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已在上海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26年9月，已当上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写信邀请王任叔去广州，想利用他的文才，介绍他进北伐军后方留守处机要科担任中校代科长。他征得组织上同意，去了广州。蒋介石与留守主任李济深密电来往，都经过机要科。1927年2月间，王任叔发觉蒋介石密谋“清党”，立刻将消息告诉尚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他自己在广州留守处已待不下去了，经组织上同意回到浙江。名义上在宁波第四中学教书，实际担任党的地委宣传科长。“四·一二”事变爆发后，王鲲、杨眉山等同志被捕下狱。一个多月后，在上海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刽子手杨虎、陈群奉蒋介石密令来宁波“清党”，到宁波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共产党员王鲲和杨眉山砍头示众。腥风血雨中，王任叔也被捕了。他坚不吐供，自忖必死无疑，写下遗书。经浙江省府委员庄崧甫老先生出面营救，王任叔才被保释。他的二哥王仲隅逃往武汉，几年后在外乡病故。王任叔去了上海，潜伏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露面。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创作中短篇小说，也写写杂文。他还在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任编委，很快成为公认的进步青年作家。他接受过鲁迅先生的多次教诲，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他还担任上海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是沪上一位活跃人物。他的住所在上海虹口(当时是日本租界区)附近，是田野树丛间的农家出租屋。不久，由于有人检举王任叔参加策划上海海员的反帝大罢工，租界工部局捕房要抓他，还行文警察局请求配合。王任叔得到好友通风报信，化装后逃离上海，去武汉的二哥处避风，在武昌的汉江中学当教员。后又经友人介绍去南京的中央交通部当科员，两年多后才回到上海，以卖文为生。他得知在他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了有名的“东方旅社”事件，不由心中陡生疑云，他为惨遭敌人屠杀的同志而深感悲痛。同时，他很想弄清这事件的真相。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陈绍禹)、李竹声等留学苏联归国后的青年干部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将李立三赶下台，夺取中央领导地位，宣称“终结了立三路线”，但他们又推行更左的路线，搞什么“飞行集会”，自我暴露力量，导致许多党、团员被捕被杀，损失严重。王明的路线遭到党内很多同志的坚决抵制。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三十六名中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商讨写信要求第三国际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挽救中国革命，会议绝对保密。不想，会议开到一半时，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团团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次日沪上各报头条均刊发了这惊人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何孟雄等同志坚贞不屈，没有一人招供。很快，经蒋介石下令，被捕者中二十三位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围墙外的荒野。这是一个大血案。后来的中共党史上都称这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但究竟是哪个叛徒所为，一直说法不一。

王任叔有个同乡好友竺正信，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他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秘书。王任叔回上海后，有次在街头与竺正信邂逅，在严峻的白色恐怖气氛下，王任叔一点不了解竺的情况，寒暄一番，未深谈就分手了。他对“东方旅社”事件感到困惑：国民党军警特务究竟是如何获得确切情报的?左联的战友成仿吾、郑振铎都曾怀疑这一事件与党内斗争有关，重点怀疑李竹声和当时化名赵蓉的康生。王任叔在搞创作的同时暗中致力于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的真相，渐渐地，他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张宗可，山东胶南人，1898年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担任过支部书记。“四·一二”以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历任沪中、闸北、沪西区区委书记，还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王任叔与康生只见过几次面，并不熟。在回上海后，他了解到在王明上台掌权后，康生丢弃了他竭力吹捧过的李立三，效忠于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1931年底当上中央组织部长，抓住不小的实权。康生与李竹声的关系更是密切，亦步亦趋。他们在党内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将不少反对他们意见的党员干部送往张国焘掌大权的鄂豫皖苏区“分配工作”。其实，这是使的“借刀杀人”之计。因为这些同志几乎都被张国焘加上“改组派”、“反党中央”等罪名杀害了。王任叔了解到竺正信确实是同情共产党之后与他恢复交往。一次，竺正信悄悄地告诉他：“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前约三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忽接到一个神秘的告密电话。匿名打电话的人是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准备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因为他知道警备司令部内至少潜伏有三名共产党情报员。起先，宣铁吾不太相信，但再想想这会不会是对方内出于派系斗争或路线斗争而意在借刀杀人，诛除异己呢?于是他调集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采取搜捕行动，果然马到成功。为此，他受到上司的重奖，还官升一级。王任叔每思考这个问题就心情沉痛而愤慨，他将怀疑集中于康生。1935年6月，他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化名“屈轶”发表过杂文《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着重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的同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实是被自己阵营的同志所暗中出卖，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

王任叔在他的其他杂文中也集中火力抨击他心目中的阴险歹毒之徒。鲁迅先生对他的杂文颇有好评，赞赏他嫉恶如仇的精神。可见鲁迅与他的同乡后辈的心灵是相通的。王任叔却怎么也没料到，他对“东方旅社”事件的关注与议论及其一些杂文为二三十年后康生报复他埋下了伏笔。

1933年至1935年春，王任叔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任科员，其间常化名给《南京人报》《新民报》，上海《大美晚报》《申报》等报纸的副刊投稿，以写杂文、随笔为主，偶或也写些反映下层民众悲苦生活的短篇小说，其杂文文风犀利，思想深刻，于平白通俗中透出直面世风人生的战斗精神，每每被人们认为出自鲁迅之手笔。其实，当时鲁迅极少给南京报刊写稿，盖因他在上海的写稿编书任务就已极为繁重，除应付多方约稿还得打笔战。王任叔于1935年秋重返上海，常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仍以杂文为主，几次有幸见到鲁迅并亲聆其教诲。上海汇聚了以冯雪峰、王鲁彦、曹聚仁、王任叔等人为主体的浙江作家群。他们都追随鲁迅或与这位已患重病、形神憔悴的大文豪保持互为信任的关系。1936年初，“左联”解散。同年6月，王任叔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活动和写作，先后编辑《每日译报》《译报周刊》《译报副刊》“大家谈”和《申报》副刊“自由谈”，并与许广平共同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是留在租界“孤岛”内坚持斗争的卓具胆识的进步文艺家。那时上海已沦陷，但骄横凶恶的日寇的铁蹄还未踏入租界，他们主要靠浪人流氓和汉奸在租界内开展种种破坏活动，受到抗日力量的坚决反击，双方斗争从未停止过。王任叔那时还担任江苏省(旧时上海归江苏管辖，为特别市)文委委员，在租界里为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兹不赘述。那时就在进步文化界内部也出现过分歧和论争。如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原太阳社主将阿英（钱杏邨）在他主编的《译报》“大家谈”副刊发表了纪念文章《超越鲁迅》，大意谓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我们不应停留在模仿鲁迅风格的杂文的阶段，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总之，是要创造，不要模仿。当时王任叔正兼职主编《申报》“自由谈”副刊，他立即撰文反击，对熟人老友阿英的观点逐一驳斥，连写六篇文章，广受关注。这令阿英很有些下不了台，他发现沪上文化人士中很多人支持王任叔，就连从江阴家乡到上海一家照相馆学徒的上官云珠（后来很快成为沪上电影女明星，她一向爱好文学写作）居然也投稿报社，声援王任叔（巴人）。阿英两次提出欲与王任叔去一茶楼小叙交换意见，但均被拒绝了，而《申报》大老板马某却对王任叔很不满，认为他破坏了《申报》不搞论争的传统，托人暗示让他辞职。王任叔辞职后，索性与文友唐弢等人合办起《鲁迅风》周刊，以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这家周刊在租界内外被人们广为传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孤岛”时期迄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任叔先后在上海和香港出版了《生活·思索与学习》《横眉集》《边鼓集》等四部杂文集，堪称鲁迅精神的主要传承人之一。而且，最令沪上文化界人士震惊的是，接替阿英主编《译报》“大家谈”副刊，并也参与和王任叔打笔战的钱纳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竟离职投靠汪伪，出任伪《中华日报》副主编，领取高薪，?颜事敌。这令阿英为之齿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观念作了反省，意识到自己在《超越鲁迅》一文中的一些提法固然有道理，但却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阿英为此给王任叔写信，坦承自己有考虑不周之处，希望保持团结，共同对敌。王任叔表示接受。

历史冤案

1941年9月，王任叔从上海去新加坡，在南侨师范任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做些统战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新加坡。王任叔去了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参加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搞宣传工作。他很快学会了印尼语，担任地下抗日报纸《火炬报》的主笔。当时的印尼又称荷属东印度，印尼人民对荷兰殖民军和日军同样的憎恨。日军当局曾悬赏通缉王任叔，发起过大检举运动。他两次死里逃生，在一印尼农民家隐蔽下来，以耕田种稻为生。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然而，在举国欢腾的印尼，发生了一起血案。与王任叔一同从新加坡转移到千岛之国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丹绒革岱。这个案子后来竟将王任叔莫名其妙的牵扯进去，使他冤上加冤!

郁达夫是“左联”主将之一，为著名作家，著述甚多，拥有较大的影响。他流亡新加坡时任过《星岛日报》主编，后又兼《华侨周报》主笔，还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名气很大，无人不知。流亡印尼后，郁达夫于1942年6月定居在苏门答腊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小酿酒厂，还与当地一土著女子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的日语很好，一度担任当地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其间又竭力为被捕的侨胞和印尼人开脱说情。郁达夫文人气息很浓，为人自信旷达，自认为隐蔽得很好，也就疏忽了，没想到日军宪兵们已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怀疑他就是郁达夫。日军担心他日后会写文章揭露其在印尼犯下的野蛮罪行，遂将他秘密绑架杀害。王任叔这时已担任印尼华侨联合会的顾问。他又投身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号召华侨青年们参加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光复军。得知战友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已是月余后。他很悲痛，撰文悼念，主张严惩凶手，但战火又燃起，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荷兰殖民军于1946年初将王任叔逮捕，投入牢房。经印尼各界人士抗议、声援，三个月后，荷兰当局被迫释放了王任叔。

1951年，新中国和印尼建交。苏加诺总统很快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能选派王任叔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了。王任叔在两年任期内为保护华侨权益、增进两国友谊做了不少工作。但外交工作毕竟不是他所长，他一再向周总理提出还是想搞文艺创作。1954年，王任叔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其后，他组织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等书。

他的理论著作《文学论稿》于1957年出版。王任叔爱憎分明，谈话爱发议论，著文喜涉褒贬，容易得罪人。从1956年到1958年，他出于批判官僚主义作风，写了《况钟的笔》《“鲁迅风”话旧》等若干篇杂文，也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条条框框多，以及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写了若干篇短论，如《真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文笔犀利，广为流传。他没想到的是，康生那时已在着手准备收拾他，报复他。

康生对王任叔当年竟然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真相并写过几篇抨击“内奸、小人”的杂文之举一直耿耿在心。他可说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巨奸，怪的是几十年来他一直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康生在1933年7月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年后，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追随王明路线。王明垮台后，康生全力拥戴毛泽东，痛批他昨日还矢志效忠的王明。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延安，当上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制造了一连串冤案，大抓“内部敌人”，刑讯逼供，搞得延安人心惶惶，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解放后，康生一度颇为失意，长期在杭州、青岛等地休养，韬晦之余，故作风雅，寄情于书画印章，自取艺名“鲁赤水”，俨然与大画家齐白石分庭抗礼。1958年以后，康生重新活跃起来，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点了王任叔的名，称王的思想右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党总是不满，还别有用心地两次指出王任叔与蒋介石是奉化同乡，还在蒋的手下当过官，要查查其历史，查清他是如何混进党内的。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周杨等人也只有遵命行事，发动一些人对王任叔进行批判，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内查外调，但根本查不出王任叔有任何政历问题。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分到文学编辑所当主任。王任叔受此打击迫害，从此沉默多了，心情抑郁，他明白是祸躲不过，便加紧编著百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一心想多做些工作。1964年，康生又跃升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他没料到，又一顶“大叛徒”黑帽子自天而降。

惊雷阵阵，神州蒙冤，灭顶之灾终于来了。“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就被首都文艺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尽磨难。“祸不单行”，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某造反组织联合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王任叔是“出卖革命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说当年正是王任叔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的身份暴露而被处决。大字报中还说什么当年“苏加诺总统要求中国派王任叔出任驻印尼大使是出于对他的酬劳，因为苏加诺为了赶走荷兰殖民军，曾通过王任叔与战败投降后仍滞留在印尼的日军总司令后藤中将密谈，谋求军火与军力的支持并取得成功”云云，分明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已调北京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回上海活动时，见到老婆李文静收集来的此份大字报抄件，如获至宝，因为这可以用来向康生讨好，亦可以作为收拾他素所嫉恨的王任叔的致命武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从山东流落到上海滩，卖文为生，至多算是三流文人而己。他曾因投靠同乡、主持《新晚报》的中统文化大特务崔万秋，筹划组织“法蒂文学社”而受过王任叔的杂文的抨击。张春桥明知国内已有几本研究郁达夫的专著指出郁的被害与王任叔毫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善清的《郁达夫传》也指出郁达夫被害是宪兵队查出了他的身份，不存在有人告密。但张春桥认为机会已来了。果然，康生读了那份大字报抄件，欣喜若狂。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会议上，他再次点了王任叔的名，重复了大字报抄件上的流言，煞有介事地诬称王任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双料大叛徒”。

不久后，王任叔被强行遣返浙江奉化家乡。他已身患多种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且，他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压抑与摧残，竟然被逼疯了。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静的山村里，享年七十一岁。曾疯狂地迫害过王任叔和许许多多忠良的巨奸康生在三年后也死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康生的罪行全部暴露，1980年，他的骨灰盒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在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就得到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这对已长眠于家乡无名青山下的王任叔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作家的生命是通过其有价值的作品而得以延续的。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浙江奉化。有关机构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王任叔刚回到老家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那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50年前，他为了拯救那破烂不堪的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政治斗争中，赤手空拳离开了他的小木屋。而到最后，他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是位久经风雨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那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艰难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500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开始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以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任叔曾两次被送到医院都没能治好他的病。到1972年，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进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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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堰村北面瓦屋山脚的巴人墓重修，墓碑上刻着老友胡愈之题的“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大字。 2001年10月19日纪念王任叔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