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至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米夫站在拥护斯大林的立场上。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米夫参加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此时，米夫已成了研究中国事务的颇有名气的人物。1926年，米夫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上海事件的教训》，年末，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米夫参加了大会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中国问题提纲》，被称为《米夫提纲》。米夫在提纲中指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政权。斯大林认为，米夫的提纲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指出，米夫在提纲中没有强调中国未来革命政权的反帝性质以及在中国建立农民苏维埃的设想是错误的。

1927年2月至7月，中国革命处于紧急时期。2月，米夫受联共（布）中央派遣，率领一个宣传家代表团在他的学生王明（翻译）陪同下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进行了访问，对联共（布）的情况作了宣传报告，并出席了4至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8月，米夫回到苏联。回国后，他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在《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米夫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后期的情况和中共五大的作用，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批评了当时的中共中央，说他们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篇文章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

由于中国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思想的很大波动，当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对学生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发表了《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在谈话中，斯大林回答了学生中的问题，批判了拉狄克的错误。以后，米夫取代了拉狄克的校长职务。

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米夫参加了大会，他与刚从中国返回苏联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发生了激烈争论。米夫反对罗明纳兹关于中国性质的分析。他驳斥了罗明纳兹提出的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存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而存在的说法。这样，就否定了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的理论依据。

1928年1月末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举行了中国问题预备会议。会上，米夫等人与罗明纳兹、诺伊曼及其支持者再度发生激烈争论。米夫则写了《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发表在2月29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三、四期合刊上。

1928年3月，米夫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1928年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由于不满学校当局的工作，发生了请愿事件。米夫和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向忠发、李震瀛进行了调查了解，决定把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入中山大学。

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资格出席会议，从事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王明等人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之前，米夫陪同布哈林与中共代表21人于6月14至17日举行了预备会议。米夫还参与了大会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等文件起草工作。米夫在会上强调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服了那些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革命”的中国代表。他说：不要在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时，接受那种“超阶段”的观点。米夫不同意说土地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认为新的政策不是号召重新分配土地，而仅仅是没收地主土地。

中共六大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常驻莫斯科，代表团同米夫处在尖锐对立状态。米夫为加强其干预中国革命的势力，在他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培植了王明宗派。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强调对中国留苏学生的统一领导。米夫对此很不高兴，经常指责中国学生开会过多，中大学生不听话等等。王明就提出“共产党不分国籍”，要中大支部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从此，米夫对王明更加器重。以后，米夫、王明竟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一部分反对他们的中国学生扣上了“‘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加以打击。

米夫参加了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起草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共产国际六大是同意中共六大的基本政治路线的，但会后米夫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其他负责人库西宁、萨发洛夫又就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等多次进行了讨论。

1928年，米夫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土地问题》等文章。在《城市宣传员手册》上发表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重新组合》一文。

米夫参加了1929年7月3日至1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7月10日上午讨论库西宁和曼努意斯基的报告时作了长篇发言。他以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米夫说：“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而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特别指出：“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工人运动高涨起了，农民运动也在发展，中国新高潮必将到来。”他强调，中共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认为新高潮的到来已属无望的右倾性质的动摇。米夫还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联合富农的理论。

1929年，米夫先后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中国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等文章，莫斯科国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等小册子。

1929至19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米夫却贬低这一斗争的作用。他说“还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游击运动中应有的领导地位”，“游击运动在远离工业中心的边远地区开展，工人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还远未解决”。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结论：世界劳工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1930年4月28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的文章，说：“同工人运动并行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米夫在文中还附上一幅中国革命形势图，说明南方几个大城市——武汉、长沙、南昌等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米夫认为，中国反动统治维持不了多久了，他要求中国党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0年8月，米夫出席了俄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远东革命斗争的演讲。

1930年，米夫在《中国问题》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反动派的危机和新的革命高潮》一文，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莫洛托夫同志报告的讨论——结论》一文，哈尔科夫的无产阶级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小册子。

1930年6至9月，中国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7月指示精神基本上纠正了立三的错误。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于12月来到中国。米夫在12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否定了12月9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2月16日，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取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96号通告，指明立三错误为路线错误。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参加了会议。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即国际名单，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米夫在四中全会上即席发言，说只有王明等才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立三路线的，批评立三路线为最无耻的机会主义；批评三中全会向立三路线投降，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米夫对于向忠发等工人出身的干部说可保留职务，不必“滚蛋”。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指出：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最后，米夫不顾会上一些人的反对和提出的异议，以国际代表资格作了裁决，宣布大会通过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宣布成立新的临时中央。

1931年1月13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在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当选的二、三十人开会。米夫在会上说中国党内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同时指出：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当场宣布，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应该受到处分。

1931年8月，米夫回国。王明在同年11月也到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

1931年，米夫在《中国问题》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文，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的内战和争取苏维埃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和对满洲的占领》等文章。

1932年，米夫在《中国问题》刊物上发表丁《上海事件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广州公社五周年纪念》一文，莫斯科共产党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约尔克、魏金斯基合编的《对满洲的占领与帝国主义的角逐（文件集）》。同年，莫斯科共产党出版社出版了米夫的文集《中国革命》，其中收集了米夫从1926至1931年发表的十九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1933年12月9日晚在讨论库西宁的报告时，米夫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东方各国的革命形势，说中国已卷入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漩涡中。

1933年，米夫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危机的新发展》一文。1934年，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对库西宁、皮克、波立特同志报告的讨论》一文。在《革命的东方》上，先后发表丁《现阶段东方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共产国际的十五年和殖民地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文章。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无产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等文章。同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1935年开始，米夫才注意在中国建立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他参加了7月25日至8月20日的共产国际七大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七大后，米夫又参加了1935年8月下旬召开的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议。1935年末，米夫被调到季米特洛夫的书记处担任中国问题助手。

1935年，米夫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一文。

1936年5月至12月，米夫担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同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米夫写了他的纪念著作《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用他个人的观点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37年，米夫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仍然领导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他还是《革命的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太平洋》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划清界限、落井下石，把他批得体无完肤。1938年，米夫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1976年苏共中央为米夫平反，恢复了名誉。

米夫一生写有许多涉及中国革命的论著，198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诗研究室整理编译为《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的一种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