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占卜的结果相反，鸡头寨和鸡尾寨打冤家又失败了，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们聚集在祠堂里，按照古老的仪式，分吃牛和鸡尾寨人的肉。仁宝这时忽然回来了，目睹这情景，他总觉得要开始什么似的。于是，他见人就作心情沉重的嘱托或告别，可又总不见他走。寨子要打官司告官，他又是“既然”“因为”“所以”了一番，结果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这时，人们突然想起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觉得丙崽十分神秘，他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莫非是阴阳二卦？大家决定打一打这个活卦。然而丙崽只会翻白眼，最后丙崽手指定了一个方向，咕哝了一句：“爸爸爸。”他指的方向是祠堂的一个檐角。有人最后认定要用火攻。打冤家的仇杀又开始了。一仗下来，鸡头寨又少了许多人头。寨子里的狗兴奋起来，尸体足够它们啃的，它们甚至啃红了眼睛，有时睡熟的人也会被啃上一口。

粉米越来越少了，人们处于空前的饥馑之中。丙崽娘上山去一直也没有回来。丙崽等不到娘就毁坏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出去找娘。鸡头寨惨败之后不得不迁移远方。按照祖训，寨子里只留下青壮男女和几头牛接传香火，所有的老弱一概不留。回到寨子后的丙崽，也被仲裁缝灌了半碗毒汁。仲裁缝自己也悲壮地死去了。整个寨子的老弱全都死掉了。

留下的人烧毁了寨子，唱起古歌，告别了故土，走向了茫茫的远方。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他没有死。他仍然用很轻的声音，咕哝着那句老话：“爸爸爸。”

丙崽

丙崽作为悲剧的标识，贯穿全篇小说的始终。他是一个一辈子只能说两句话的白痴。丙崽只有背篓高，额上有皱纹，大脑袋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眼目无神，动作呆滞，他肮脏的脸庞上经常挂着长长的鼻涕，时不时用舌头去舔吃，头顶生着腥臭异常的脓疮，他的一切动作都十分笨拙和费力。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却只能表达两种最基本的意向和情绪：凡属肯定，积极方面的就喊一声“爸爸爸”；凡属否定，消极方面的就咕噜一声“×妈妈”，无法分辨刺激的性质时就胡乱作正负反应。丙崽的这一思维方式，实在是一种非喜则怒，非善则恶，非好则坏，一言以蔽之，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思维形式。更荒唐的是，丙崽这两句“非此即彼”的话，被鸡头寨人顿悟为“莫非就是阴阳二卦”因而把丙崽尊为“丙仙”，顶礼膜拜。丙崽生存得既艰难又顽强。在鸡头寨里，他饱受男女老少的嘲笑、戏弄、打骂、欺凌，但这在他自己却并不成为如何深切的痛苦，唯有母亲的出走，才使他感到了些微的悲伤，可是一旦躺到一个倒在月光下的女人身上后，他又安然入睡了。

丙崽是《爸爸爸》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渗透的悲剧意识，从他的降生便开始了。在丙崽悲剧的一生中，作者把人物真实生活的情境超离出来，让读者以严峻的眼光加以审视，开掘出中华民族沉积中畸形病态的根。丙崽的悲剧，是他所处的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人文环境造成的，他是整个环境孕育的畸形儿。在此意义上说，丙崽作为一个个体，他是一种文化的受害者。但他的不死，又将把这种落后、愚昧的文化基因遗传和传播下去，对于一个新的群体而言，他又是一个传染源和受害者，将继续影响后代人，造成恶性循环。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不再以传说的典型化手法从个人命运引申出现实悲剧，而是通过象征直接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照——在一个封闭、凝固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人的智能是不能发展的，丙崽永远是一个文明窒息社会的畸形儿。

丙崽娘

丙崽娘也像丙崽那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但她并不守旧，她从山外嫁进鸡头寨，带来了先进地区的某些文明和开化：保持着从娘家那边带过来的经常洗刷衣物，讲究清洁卫生的习惯；敢于挑起一竹篙女人衣服显眼地晒在冲着仲裁缝大门的地坪里；敢于以胞衣当作大补佳药。但她不可能像文成公主那样对鸡头寨的进步起促进作用，因为在这个原始遗风统治的封闭山寨里，她没有地位，没有“话份”。加上丈夫弃家出走，儿子痴呆，她的心计和才智大多被悲苦的命运所压抑，剩下的也只能用于勉强维持生活和可能地保护儿子。打冤失败逃迁之前，她果断地提着篮子独自出走，并对丙崽发出了对鸡头寨表示绝望的呼声：“你要杀了他！”

丙崽娘虽然给鸡头寨带来了山外某些文明和开化，但她的进步意识在鸡头寨强大的统治势力和深厚而愚昧落后的迷信习俗面前显得十分薄弱，以致最终被同化，甚至被吞噬。

仁宝

比丙崽娘思想更开化的是仁宝。仁宝的新思想主要来自“走出去”。他不满足于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一点文化和真假混杂的历史知识。他经常下山去，结交窑匠、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不平凡的人物。他对“过去”不甚了解，对“现在”似乎不满，恨“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对于新生活的急切渴望甚至使他经常没头没脑地谵妄似地说着“就要开始了”。从深层心理来说，他并没有学到什么，他唯一正经的建树是经过了“老派”煞有介事的激烈论事，把“禀帖”改成了“禀帖”与“报告”折裹的不伦不类的“报帖”。作品对仁宝的描写有两个视角：一是寨民的视角，二是作者的视角。仁宝虽然不时地给山寨弄来一些能长能短的松紧带之类的新玩意，以期能使鸡头寨能有一丁点儿千家坪的进步，但寨民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在寨民眼中，他不过是一个穿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在石板路上走得嘎嘎响的怪物，“吊眉吊眼的，是个克爷娘的种”。在作者眼中，仁宝是一个对现实有所醒悟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他看不到造成鸡头寨愚昧落后的真正原因是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而妄图通过进行物质层面的改革以求更新。韩少功以其怜悯而严峻的反思之笔指出仁宝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逃脱不了悲剧厄运的扼杀。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在塑造仁宝这个人物时，是以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对仁宝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作者不是嘲讽他的革新，而是嘲笑他的革新不能站在点子上，“新”在根本上。仁宝的失败，说明了求新自救之不易，也说明了旧势力之强大。作者以喜剧手法写悲剧，更增强了悲剧的力量，让人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仲满

仲满是一个有文化、有技术、有年纪、对人又比较宽仁的有“话份”的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仲满代表着古朴、庄严、凝重、有绝对的权威性。他至死都坚持正统，认为“汽车算个卵”，时刻以维护列祖列宗的规矩、辈分、族谱的尊严和权威为己任。他看不惯生活中的一切变化，认为世道败了，鸡头寨要绝了，在喝下了鼠尸灰之后选择了“死得慷慨”、能“载上了族谱”的自杀方式“坐桩而死”。自杀未遂后，当鸡头寨打冤失败，加之收成不好，面临灭绝的威胁时，他为了宗族不至于灭绝，遂照族谱的指示，以雀芋毒汁毒死了全寨老弱病残，也毒死了自己，留下青壮男女传宗接代，并认为这一行动是理所当然的对先人“稍稍有了安慰”的壮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复杂态度：作者肯定他与传统道德同归于尽的人格精神，又批判他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扼杀民族生机的行为。

在仲满身上，韩少功的悲剧意识同样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鸡头寨有身份、有地位、有“话份”，活得庄严，死得庄重，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对鸡头寨人有感召力量；相反，仁宝之类的革新派却卑微猥琐。可惜仲满的有利条件只能加强了他作为老派人物的地位和影响，鸡头寨人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只能更进一步地守旧、返祖，永无开放自救之日。小说暗示鸡头寨有仲满这种老是感慨“现在”的人不如“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复古派存在，他们的势力将阻碍鸡头寨的发展，鸡头寨将永远禁锢于落后、保守、凝滞甚至灭亡的悲剧之中。

文化寻根

《爸爸爸》的文本中蕴含着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构造，体现出了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下“寻根”者所遭遇的困境。在小说文本隐含的多种具有互相消解性的文化语境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化“寻根”的深入思考。作者对旧有文化的弊病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结构，从他将新文化置于文本边缘的书写特征也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新的文化思潮可能给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所带来的毁灭和冲击。《爸爸爸》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对国家的前途，发出严厉的警告。因此，韩少功的“寻根”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肯定的基础上来进行创作的。他在《爸爸爸》中书写的是对民族历史积淀背景下，深埋于古老文化土壤中文化之“根”的思考和审视，而这种对文化深层意蕴的拷问同时也完成了其对文化“寻根”真正内涵的阐释和重塑。

语言的不确定性

《爸爸爸》中的人物语言，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这样单向性的特征。语言的本质功能是其社会功能，而在《爸爸爸》中的人物身上，这种功能赖以实现的联结都是断裂的。或是说话人也不理解自己所说的内容，全凭听者的猜测和解释；或是说话人自说自话，不在意听者究竟能否听懂甚至是否在听。故事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膜，操着彼此都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因此，《爸爸爸》中的这种语言对读者来说就具有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韩少功不仅为《爸爸爸》中的人物设计了模糊不清的话语，小说的叙事也经常前后矛盾，造成一种怪异诡谲的艺术效果，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无法窥见真正的事实。这种模糊的叙述使得小说文本被笼上了一种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色彩，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氛围，一切都如传说般古老、不可知。韩少功有意以猜测、谣言、传说等方式展现小说中的很多情节，更是赋予了这种语言上的不确定性以合理性。

《爸爸爸》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发表后，与此前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一起，确立了“寻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爸爸爸》写进了一支古老的山歌，写了一个山寨的历史性的迁徙。那般崇高而又神秘的氛围昭示着民族历史的漫长足迹、一种充满屈辱而又百折不挠的心理历程。这些材料用在小说里，不是作为一种点缀，也并非为了象征什么，而是作品的灵魂，因为它本身就包孕着某种生命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意味深长的，完全具有神话的深度和广度。它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个体的感觉特征，而是对积淀于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深刻表述。（中国当代作家李庆西评）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68年赴湖南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任汨罗县文化馆，1978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报告政府》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修改过程》等，长篇随笔《暗示》《革命后记》等，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法国文艺骑士奖章、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有40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