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4 11:32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接着，驻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区、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2月12日，昆明发生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将香港印刷的大额金圆券作为伪钞拒收，激起群众义愤捣毁中央银行分行办公用具、表册等，有300余人遭军、警包围逮捕，卢汉当场枪杀21名无辜群众。为此，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中共中央把卢汉列入第二批战犯名单，促使卢汉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自己的选择。
1949年2月下旬，卢汉指派曾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为代表，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卢汉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信件，卢汉在信中表示了反蒋的政治态度。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向长江以南大举进军。
同月，卢汉再次派宋一痕为代表到华南分局联系，并同时派人与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根据桂滇边工委向中央的报告，5月中共中央指出“可以和卢汉建立联系，配合消灭蒋军，但不可受任何约束，不可存幻想；关于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则要卢汉派全权代表到中央谈判。”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和军情部长李克农，委派参加北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返回云南策动卢汉起义。周于6月离开北平，8月抵达昆明，10月初第一次会见卢汉，向卢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顾虑。
1949年7月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表明了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方针。这时宋一痕经华南分局介绍到北平，代表卢汉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反蒋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央表示欢迎，并指示卢汉应在解放军逼近云南时举行起义，以免遭失败。
8月26日中共中央以统战部长李维汉和解放军军情部长李克农的名义电示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通过宋一痕转达中共中央对卢汉的五点要求：(1)要让云南人民游击武装发展，并支援武器弹药钱粮；(2)发动省参议会、群众团体拒绝蒋桂军队入滇；(3)地方保安部队集中应变；(4)控制特务；(5)卢汉部队要严明纪律，保护国家资财。
10月中旬，卢汉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九九整肃”后，卢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周体仁经过考察确信卢汉有起义的诚意，才向卢表明他是受人民解放军总部委派返滇商谈云南局部和平问题的，并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起义的最好时机是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之时”，同卢汉商谈了起义的准备和部署。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15日解放贵阳，30日解放重庆，12月4日解放南宁。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到1949年冬，游击战争遍及全省90多个县，解放县城41座，滇桂黔边纵队发展到3万余人，民兵、游击队10万余人，基本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局面。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经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斗争和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锻炼，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扩大了党的组织，到昆明解放前夕，全市有党员1500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5000余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九九整肃”后蒋介石加紧控制云南步伐，驻云南蒋系中央军由1万人增加到4万人以上。中共昆明市委根据形势发展作出配合解放军解放昆明和配合卢汉集团起义的两手准备。12月4日宋一痕写信给昆明市委，内附“衷念”6条，大意如下：要求省府以下全体军政人员除特务罪犯外应该给予生活职业和教育的机会；应绝对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因起义行动而调动保安团，请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团体应予谅解与协助；要求释放在东北被俘的滇军将领等。卢汉表示：“9月时我错了，今天要补前愆，我不希望有功，但求无过。”卢汉起义前也有扣留李弥、余程万的准备，并通过杨青田告昆明市委准备起义。市委书记陈盛年同副书记赖卫民商量后决定同意配合卢汉起义，并向在昆养病的边区党委委员李雨枫作了汇报，请他12月4日左右将这个情况和意见向华南分局报告并和区党委取得联系。
12月8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经香港到达广州向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报告卢汉将于20日以前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支援，并指定起义以后的指挥机构和负责人；同时提出要求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权；对起义军政人员不咎既往，保障生命财产安全；释放被俘滇籍将领等。华南分局当夜电报中共中央，中央随即通报二野战军前委。
12月7日张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诱迫卢汉让蒋中央机构国防部等迁入昆明，将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很难照办。张群奉命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军长飞成都见蒋介石。形势十分紧迫，卢汉当机立断决定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作了通报。昆明市委于8日晚派人携信赶赴滇中向郑伯克报告，并进一步作了应付事变的部署。
12 月 1日 ，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以佴晓清为警备司令、许义浚为副司令、杨肇骧为参谋长，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12月 2日，昆明警备司令部发布实行戒严的布告，规定每晚 10点到翌晨 6时止为戒严时间。在戒严时间内，断绝市内外交通，禁止行人往来，并设立交通检查站，严密检查出入人员，实行航空旅客审查，借以了解和控制军政特务人员的行动。
自 12月 1日起，卢汉为了集中精力，策划起义事宜，正式宣布请病假两星期，并指定杨文清代理省主席职务，在家闭门谢客，实际上是召集各部队主官，面授机宜，安排起义行动。
1949 年 12月 9日 下午 5时左右，张群、余程万、李弥等的专机先后飞抵昆明，卢汉派杨适生去迎接张群，招待在卢汉新公馆内。随即以张群莅昆为由，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开紧急会议。时间订为当天晚上 9时，地点在卢公馆，被邀参加开会的有第 8军军长李弥、第 26军军长余程万和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滇站站长沈醉。宾客到齐后，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按照卢汉的事前指示，把招待在外会客室里的李、余等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全部缴械扣留，并将李弥、余程万等扣押在五华山光复楼三楼。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的张群也被扣留在住所里。
9 点 50分卢汉驱车上五华山。 10时正，通信兵已将各机关部队的电话接到总机上，卢汉将军站在光复楼的主席办公室里，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向各机关部队发布命令：“我现在宣布，云南起义了。昆明全市实行紧急戒严，各单位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行动。”紧接着向全省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兹为保全全省 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驻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编；第二，驻滇人民解放军或民间义勇自卫军，应驻扎原地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生业。倘有不遵命令，乘机扰乱破坏，损害人民利益者，定予严惩，决不宽贷！”起义后，按原定计划，立即实行紧急戒严。
卢汉起义后，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方法，中共昆明市委派杨青田以中共联络员身份与卢汉建立正式联系，协商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以促使中共中央和刘、邓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党组织估计到蒋军要对昆明进行反扑，与卢汉商定，双方立即进行保卫昆明的准备，并对卢汉起义后未向中共中央和刘、邓报告而擅自放走张群的错误作法作了批评。
卢汉扣押了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曾希望通过他们争取这两支部队起义。刘、邓也指示尽可能争取他们投向人民。但这两个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拒不起义，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12月16日，昆明保卫战全面展开。
昆明保卫战开始后，“边纵”各部队积极主动在昆明外围攻击敌军侧后，迟滞和牵制敌军的进攻；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作战；昆明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起义部队保卫昆明，调集武装群众3000多人，成立“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参加对敌作战；刘、邓命令驻贵州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四十九师疾进云南策应起义，进抵滇东曲靖地区。敌军攻昆明不下，又惧怕被解放军围歼，于12月21、22日先后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昆明市委组织领导成立了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进行了迎接解放军入滇全面接管的各项工作。1950年2月6日，新的中共云南省委在贵州安龙成立，宋任穷、陈赓任第一、第二书记。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云南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