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