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希望成为一个演员，渴望通过舞台的艺术生活向人民群众宣传先进思想。裴多菲想当演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佩斯民族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时，他扮演剧中一个傻子的角色。关于这次演出，裴多菲写下了《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八行小诗：

我成了演员。第一次我登台表演，在舞台上我第一次露出我的笑脸。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微笑从我的心底涌出；啊，我不知什么缘故，表演时我失声恸哭。

裴多菲参加了流浪剧团。通过步行、乘驿车和雪橇，他几乎游遍了半个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露夭帐篷和多瑙河桥头下面。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在流浪剧团里，裴多菲开始搜集民歌。他采用劳动人民的口语运用民歌形式开始创作诗歌。在十九世纪初的匈牙利诗坛上，当时流行着拉丁语诗的风潮，格律繁严、语言晦涩，与劳动人民隔绝。裴多菲希望通过搜集民歌，突破拉丁语诗的限制，采用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上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他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着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须加以提炼，提高到真正的艺术珍品。裴多菲尝试的结果，证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陆续写下五十多首民歌体诗篇。从发展上来看，民歌赋予了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着诗人成长。就是到他后期，在战场上完成的战歌，同样保留着他前期采用民歌体进行创作的优点。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开始担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变，漂泊生活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组织佩斯的激进青年，努力从事政治与文学研究。裴多菲所领导的以毕尔瓦兹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青年，后来形成名为“三月青年”的组织。他们在佩斯起义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裴多菲不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是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领袖。这一时期，裴多菲作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从事《佩斯时装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并非纯文学杂志，为了迎合妇女们的需要，经常刊登时髦服装样式，宣传巴黎妇女所追求的服装改革。它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崇拜欧洲文化、轻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守旧派刊物。裴多菲做了这个刊物的助理编辑，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个安静的写诗的环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时装报》和科苏特创办的《佩斯新闻》为阵地，向本国的封建复古派和德国的反动浪漫派作家们进行斗争。在他担任一年的助理编辑时期，受到封建复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除此之外，裴多菲开始写下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隶国的儿子》等。这些抒情诗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他在《爱国者之歌》一诗的开头，就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感情：

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颗心，我的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能爱哪一个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国比喻成祖坛，在他的心灵中虔诚地供奉。在这首诗中，诗人发誓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永远不变。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里写他的第一首政治讽刺诗《贵族》，开始向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挑战；把那恶棍吊上鞭刑柱吧，用棍棒来清算他的罪恶；他偷，他抢？？鬼知道，他干的坏事实在太多。

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也曾经创作过揭露贵族地主阶级的贪婪、落后、愚昧等方面的讽刺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教诲他们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进步。裴多菲和他们完全不同了。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血战。

这一阶段，裴多菲除写作政治诗以外，也是他采用民歌体写作和搜集歌谣最丰收的时期。例如他的《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谁能让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情并不是？？》等民歌体诗篇，被音乐家谱曲传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爱。裴多菲用极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里的山盗，都描绘在他初期采用民歌体创作的诗歌里了。他把自己的诗稿在农村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前期的许多诗篇，都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最后定稿的。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直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虽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尝试中也有时失败，但是他认定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为了创立民族诗歌，为了实现”诗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顾反动作家们的叫嚣，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来诗歌本身也许把我带进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1847年《诗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被卷入蓝色的水浪，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给爱德尔卡》

可是他们相识不久，乔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盖莱伯斯陵园里。这给诗人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乔包·马丽亚在她的《回忆片断》中这样记载她妹妹乔包·爱德尔卡死后的情形：”圣诞节刚刚过去两周，爱德尔卡死去了。两位诗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将她埋葬。裴多菲在灵柩前痛哭失声。安葬了爱德尔卡以后，裴多菲在我们家里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过爱德尔卡尸体的房间，也就是睡在爱德尔卡生前所睡的床上。“在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后的两个月里，裴多菲经常来到盖莱伯斯陵园，并且写了许多悼念爱德尔卡的诗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诗集《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诗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诗。这部诗集从内容来看，诗人深切表露对初恋少女爱德尔卡的天真的怀恋。裴多菲同他前辈诗人的坟头诗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诗中有控诉时代的激进的成分。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中，裴多菲热切地表露了对这位少女的纯洁的爱情的向往、追求与怀念，并以浓厚的感伤主义的情趣，哭诉少女过早夭亡；同时诗人赋予了理想中的爱情以一种美好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唉，葬仪的钟响了！》、《古老的大地》、《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以及被我国革命诗人白莽译成汉文的《雪呵，你是大地的寿衣》等诗，都属于这一类作品。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他乘驿车从布达佩斯启程，向喀尔巴阡山脚下进发。他几乎游历了半个匈牙利，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将近三个月。他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是完成了《旅行札记》散文作品。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劳苦人民的热情款待。经过北部山区艾伯利耶什、吉什——马尔克山城时，青年男女排着队伍，奏着音乐，举着火炬，向他表示欢迎。由于裴多菲的诗获得读者的高度评价，人们都以结识这位新诗人为荣。当他旅行到利姆——松包特和戈摩尔州的时候，时逢大选，他被选举为上诉法官。他在诗友盖雷尼和顿姆巴的家里住了一个月的光景，他们讨论了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并进行赛诗，还有参观古迹等活动。他参观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莱克、萨莫什克、萨尔沟城堡的遗址，听到许多山民关于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传说。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兴致。他在《旅行札记》中写道：”除了人民，哪些诗人能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写下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这是此次访问三座城堡遗址的重要收获。

《旅行札记》不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记载途中见闻，而且他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游记尚能帮助读者了解诗人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写作本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饱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年）的邀请，完成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的创作。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在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机会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豪横野蛮，投机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是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的重大，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B·B2·夫人照相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并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马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沦于个人主义的狭隘圈子里。

1823年1月1日，裴多菲·山陀尔生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多瑙河畔的阿伏德平原上的一个匈牙利小城，父亲是一名贫苦的斯拉夫族屠户，母亲是马扎尔族的一名农奴。按照当时的法律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

一部分祖先来自中国汉代匈奴西迁部落的匈牙利，带有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的特点，在欧洲历史上居于特殊地位。由于长期受到周边民族的歧视压迫，匈牙利人近千年来一直擅长用诗歌作为鼓励本民族战斗的号角，近代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爱国诗人。17世纪以后，匈牙利又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而丧失了独立地位，争取自由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裴多菲，少年时代就愿意听老年人讲述民族英雄胡斯领导起义的传说。在小酒店和同伴谈论着当年匈牙利民族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打下烙印。这种“自由论坛”的氛围，也极大地促进了裴多菲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用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拉丁语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1835年，12岁的穷孩子裴多菲有机会到奥赛德求学，三年时间里他尽显了聪明才智，完成校方规定的课业外又组织起进步的学生团体，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裴多菲写下了他的处女裴多菲·山陀尔作讽刺诗《告别》。该诗继承发扬了匈牙利古典诗歌的传统，初步体现了他毕生所一直遵循的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他又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任过《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丰富的社会经历更深化了他创作的源泉。

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有浅蓝色眼睛的美丽姑娘的清纯和率真，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却不肯把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丽娅的情感仍不可抑制，在半年时间里发出了一首首情诗，如《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著名箴言诗《自由与爱情》：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名作，此后百年间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1848年春，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

他与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在佩斯的一家咖啡馆里议定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裴多菲便写下起义檄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15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翌年4月，匈牙利国会还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恩格斯曾指出：“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

面对布达佩斯起义，决心维护欧洲旧有秩序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马上联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34万俄奥联军向着人口仅有500万的匈牙利凶狠地压来。民族危难时刻，裴多菲给最善战的将军贝姆去了一封信：“请让我与您一起去战场，当然，我仍将竭力用我的笔为祖国服务……”在1848这一战火纷飞的年份里，裴多菲写下了多达106首抒情诗。翌年1月，裴多菲成为一名少校军官，他写诗同时又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反抗俄奥联军的战斗。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有学生参加的市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就是爱国诗人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裴多菲。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三月十五日清晨，一万多名革命群众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维也纳起义的当天晚上写成的战斗诗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领导的起义队伍，以匈牙利三色旗为前导，向全国最大的兰德纳印刷所前进，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印刷机器。他们冲破书报检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约卡伊·莫尔起草的、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起义队伍冲向布达监狱，释放了因创办《工人报》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谭启奇·米哈依。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他这样激昂地高呼：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奥地利皇室的统治与国内封建帝制的压榨，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外国侵略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热·久尔吉领导下的，首先在特兰西瓦尼亚，后又遍及匈牙利全国的农民起义，震撼欧洲各国，它为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月十五日，起义的游行队伍一直延续到深夜。整个布达佩斯沸腾起来了。条条街道，装上了彩灯和彩旗，到处悬挂着裴多菲的画像。起义的当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了考托诺·尤若夫的反抗德国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谱上曲，全场响起一阵悲壮的歌声，使出席者纷纷泪下。歌声刚一停止，群众要求刚从狱中被释放的谭启奇·米哈依登台演说。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记抄》中写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诞生的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经为你祈祷过和斗争过，现在我第一个表示欢迎你。我的快乐是那样无边？？”裴多菲认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与自由，牛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耻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劳动人民一样，目睹祖国长期遭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帝国的侵略和奴役，而他们自己却受尽折磨，为什么不能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呢？裴多菲认为，夺取政权，以掌握民族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重整旗鼓，高举农民起义领袖多热·久尔吉和拉科治·费伦茨的大旗，向革命迈进的时机已经到来；手持军刀，走向宝座，砍断国王头颅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写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认为，革命是一种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又写道：“凡是我们要求的，应该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须走武装道路这一点上，他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完全不同。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着整个匈牙利的各个阶层。革命浪潮冲击着偏僻落后的村庄和农舍。三月十八日宣布废除农奴制，西北地区的农民自动起来平分了庄园主的土地。在贝克什州和乔纳第州，起义群众占领了伯爵老爷们的牧场，并且冲进文书管理所，烧毁了全部地契和公文，

并把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裴多菲高度赞扬农民起义的英勇行为。他把人民起义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颂洪水的力量，让洪水奔腾、咆哮，冲毁腐朽的封建制度。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军在强敌压迫下战至最后时刻。7月31日晨，贝姆将军将还能战斗的300人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在战斗打响前又特意叮嘱裴多菲留下。诗人却违背了将军的命令，跟在骑兵队后面出发。这些英勇的匈牙利战士与数倍的敌人胶着在一起时，很快便被淹没和融化了。身材削瘦的诗人也被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前后围住，一柄弯刀凶狠地向他劈来，诗人闪身躲开，但同时另一把尖利的长矛已刺进了他的胸膛，诗人痛苦地倒下了……

此后的数十年里，匈牙利人民始终不愿相信他们的诗人已不在人世，传说不断出现。有人说曾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过他，有人称自己被俘后在俄国见过裴多菲。匈牙利议会还专门进行了调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睹者”既没当过兵，更未被俘虏过……

经过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斗争，奥地利帝国被迫在1867年同匈牙利签订协定，承认在奥国皇帝为统一元首的前提下，可以建立二元化的联合国家政体，国名也改称奥匈帝国。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崩溃，1918年末匈牙利实现了完全独立建国。

裴多菲牺牲时仅26岁，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和1岁半的幼子。他一生中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相当部分在战火中完成。这样的高产率，在欧洲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在匈牙利文学乃至其整个民族的发展史上，裴多菲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奠定了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基石，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文学的战斗传统，被人誉为“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一个多世纪以来，裴多菲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也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公认。他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仍在广为传诵。

爱上地主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爱德尔卡逝世半年以后，裴多菲又爱上了一个地主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她有着惊人的美丽面容。只因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之后，摆脱了精神上的苦恼，使爱情的女神在诗人的心灵中苏醒。这位骄傲的庄园少女对裴多菲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诗人是羡慕的。她爱裴多菲的诗，但并不喜欢裴多菲这样一个瘦弱多病的穷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与这位“乡下美女”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恋，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

裴多菲与阿兰尼的友谊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裴多菲接到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年）的长诗《多尔第》的手稿，读后大为赞赏。裴多菲认为这首长诗是匈牙利文坛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读完《多尔第》手稿，立即给阿兰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致阿兰尼·雅诺什》一诗。这首诗和附上的信件，不仅是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友谊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坛上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良好开端。从他们通信讨论人民诗歌开始，到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带反沙皇战役中阵亡为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来往书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谈到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商讨共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关于裴多菲在战争年代出征、结婚、生子等等，说明两大诗人的友谊的深厚。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最早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学创作原则，两大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他们那种积极向上、拯救祖国于危难的心情十分相近。他们来往的书信，除了讨论文艺问题之外，特别是在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奔赴战场的赠诗和通信，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更可见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裴多菲对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论述，是他给阿兰尼书信中的精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种锐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写给阿兰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成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一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儿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而千百万人民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从创作方法、诗歌内容，直到诗的形式，都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歌颂劳动人民，绝不要歌颂国王，即使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王也不要歌颂。他说，“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

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发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旧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同他的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激励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裴多菲陆续写下了《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扬》（1848年）以及长诗《使徒》（1848年），他高度颂扬主人公锡尔维斯特的反抗精神。

从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诗歌创作上更趋于定型。关于“诗的美”的问题，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见解。他于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了‘真’连‘美’也可以牺牲的人。只要是‘真实’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美’的！这就是我的美学观”裴多菲不仅把他的美学观点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且从理论上证明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他又继续阐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指出：“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可见裴多菲的先进思想。

裴多菲和阿兰尼开始只是通信，很长时间未能见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来到阿兰尼的故乡索伦塔，两大诗人初次会晤。他们的相会，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而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读过了这首诗，我也就连一句话也不必说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他住的房屋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两步。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产。我的朋友，缪斯女神并非是保守的女人，她们在一百年以前，飞出了天国，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从壮丽的赫利孔高山上下来，飞进简陋的茅舍，并在那里定居。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草棚里啊！”

裴多菲离开索伦塔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曾经多次写信给阿兰尼，邀请他来作客。特别是在裴多菲结婚以后，那种邀请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给阿兰尼写信说：“我在惊惶失措地准备迎接你来佩斯——来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然而你来了，我们三个人（指裴多菲、阿兰尼、裴多菲夫人——笔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人吃两盘子食品。如果饭菜不够了，我就说我不饿？？那就让你们俩吃个饱。”裴多菲的这些话虽然带有嬉戏的成分，却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裴多菲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在他给阿兰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别完整。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将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和儿子卓尔坦安顿在阿兰尼的家里，从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别的战场。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直到晚年阿兰尼的心情还不能平静，一直轸怀裴多菲的友谊。

与森德莱·尤丽亚结识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尔多特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森德莱·尤丽亚。裴多菲向她求婚，尤丽亚允许了，但是遭到她父亲的拒绝。尤丽亚的父亲森德莱·依格诺茨是一个死守陈规旧例的庄园主，他极力反对女儿嫁给像裴多菲这样一个流浪诗人。他无法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理解他女儿在婚姻问题上的先进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结成亲戚，又怎能门当户对呢！裴多菲同他的岳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后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岳父的残暴、愚昧、落后等地主阶级的形象。

裴多菲与尤丽亚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多菲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诗中充满着追求、赞美、怀疑与渴望，例如《给尤丽亚》、《我是一个热恋的人》、《我见到东方最艳丽的花枝》以及采用民歌体写成的《小树颤抖着？？》，等等，都是裴多菲与尤丽亚初识时留下的优秀的爱情诗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与尤丽亚在艾尔多特村举行结婚仪式。从一八四六年九月裴多菲与尤丽亚结识，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战死时为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总共一百零二首。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健康的，充满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与青年人渴望新时代诞生的气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诗。

裴多菲与尤丽亚结婚后，取道科尔多、索伦塔，直奔布达佩斯。他们在首都定居后，裴多菲的生活颇为安定，诗歌创作量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年里，他写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诗，三首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书信组成的《旅行书简》和两个短篇小说。

裴多菲曾经说过：“爱情是我写诗的源泉。”他同尤丽亚结婚后，他觉得他自己无比幸福。他不仅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和意愿相同，有着共同的理想与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丽亚》（1847年）一诗中写道：“我不仅爱她外形的苗条，更爱她心灵的美丽。”尤丽亚背叛了她的庄园主家庭，同穷苦诗人结了婚。她勤奋好学，用心思索，追随裴多菲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日子里，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从《自由与爱情》（1847年）开始，裴多菲献给他妻子的每一首爱情诗，都在引导她向革命迈进，使她跨越原来阶级的局限，努力理解全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裴多菲献给尤丽亚的充满强烈政治内容的爱情诗，对她的思想转化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以有这样一个革命伴侣而感到骄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动计划的前面，“像一面军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例如，在《旗帜》、《告别》、《我的妻子和我的宝剑》等爱情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度蜜月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但是在诗人的心灵中却也积聚着忧郁和沉闷。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就充满着无限的忧伤。他预料他自己必将死在战场上，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很快地会忘掉他。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在战场上阵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莱·尤丽亚脱掉黑纱，嫁给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裴多菲与贝姆将军

贝姆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当过炮兵，参加过一八三〇年的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贝姆流亡国外。葡萄牙革命时期，他曾经战斗在里斯本。一八四八年三月，他来到维也纳指挥战斗，后转战匈牙利，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军事总指挥。恩格斯曾对贝姆作过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惟一的一个。”

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裴多菲离别妻儿，从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出发，去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贝姆军队。临行前，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顿在阿兰尼·雅诺什的家里。裴多菲的到来，受到贝姆将军的热情欢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和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青年领袖来到战场，贝姆高兴极了，任命他为自己的少校副官，消息顿时传遍全国。裴多菲来到贝姆将军身边，同贝姆一起战斗，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在四月十一日给《公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对于任命我为少校，我却感到冷漠；对于我当贝姆的副官，我是非常高兴的！”

在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的日子里，裴多菲的战功卓著，他受到贝姆将军的奖励。贝姆亲自把勋章挂在裴多菲的胸前。当时贝姆的右手受了伤，包扎着。贝姆对裴多菲说：“我用我的左手替你挂勋章，因为它距离我的心是那样的近啊！”裴多菲在授奖大会上流着热泪，倾吐他对贝姆将军的深情厚意，“？？我的将军啊，对我来说，您比我的父亲还要亲，父亲只给了我生命，而您却给了我荣誉。”贝姆将军已年逾五旬，须鬓斑白。在年龄上他比裴多菲大了一倍，贝姆把裴多菲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裴多菲同贝姆将军在拜莱兹克相会。这正是鲁迅所说的诗人“三去其地”的最后一次了。在战地上，贝姆将军从快马车上一眼看见了裴多菲，便大声喊起来。贝姆流着眼泪，用法语连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裴多菲与贝姆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关系亲如父子。

裴多菲在战场上写下一系列歌颂贝姆将军的诗篇，例如《爱尔德利的军队》、《炮声响了四天》、《瓦依达——胡尼亚第城堡》等，热情歌颂贝姆将军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这位波兰籍出身的将军，为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息地战斗着，赢得全体匈牙利人民的崇敬。一百年以来，他的青铜像高耸在布达山的向阳坡上，作为国际主义的象征，被匈牙利人民的后代铭记不忘。

《私奔》

《爷爷》

《淡黄马和枣红马》

《绞吏之绳》

《老虎与鬣狗》

《旅行札记》

《旅行书简》

《爱尔德利之行》

《日记九篇》

《历史札记》（片断）

《我的儿子卓尔坦长到七个月的时候的生活史》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佩斯告吉什库恩萨格选民书》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日，佩斯答复魏勒斯马尔蒂》

《对一个非常肮脏的问题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发言》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佩斯 “平等协会”宣言》

《写给国民代表大会的信》

《一八四九年一月九日，德布勒森回忆贝姆将军》

《民族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