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法案，实质就是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欧盟理事会2022年3月就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相关规则达成协议，在过渡期后，2026年欧盟将正式开征“碳关税”。

2022年12月17日晚间，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各国政府同意改革欧盟碳市场（EU ETS）的改革方案，以加快减少工业排放并加大对气候友好型技术的投资。与此同时，CBAM（欧盟碳关税）的实施时间这一最终细节也随着EU ETS谈妥而尘埃落定。

2023年4月25日16:10，欧盟理事会投票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这标志着欧盟CBAM走完了整个立法程序，可以说“正式通过”了。

2023年10月1日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规，即全球首个“碳关税”开始实施。到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至2034年间逐步全面实施。按照新规，欧盟将对从境外进口的钢铁、铝、水泥和化肥额外征税。欧盟进口商开始必须报告相关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26年1月1日起，进口商必须购买排放证书，其价格基于在欧盟境内生产这些商品时所需支付的碳价来制定。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将自2027年起实施英国碳边境调节机制，初步涵盖的产品大类包括铝、水泥、陶瓷、化肥、玻璃、氢气、钢铁。

“碳关税”开征对我国的影响

（一）我国将面临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趋势,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深受其害。截至2009年11月初,全球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若欧美国家再借气候环境问题,征收“碳关税”,中国将面临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标准,欧美等国一旦开征“碳关税”,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碳标准,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标准征收“碳关税”,这势必会引发贸易大战。

（二）中国高能耗的出口产品将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

目前,提出开征“碳关税”的国家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中国对欧美国家出口的商品不仅量大,且集中于高能耗产品。2008年,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的商品以机电产品、家具玩具和纺织品及原料为主,出口总额分别为2254.5亿美元、243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总额的66.8%、67.3%,这些出口产品大多是高耗能、高含碳而低附加值的产品,极易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

（三）“低碳”标准的实行,将淘汰我国不能达标的企业

碳风险,将是未来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目前,跨国公司已率先行动,通过各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碳排放。沃尔玛公司已经要求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商品碳足迹验证,并贴上碳标签,这将影响全球超过500万家工厂,其中大部分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大量相关企业必须进行碳足迹验证,承担减排责任,否则跨国公司的订单将与你无缘。可见“低碳”标准一旦实行,不仅增加我国企业生产成本,削弱产品竞争能力,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还将被淘汰。

从中国对美贸易的总体情况来看，美国“碳关税”的征收，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将产生负面影响，比较而言，对美出口的影响要略大于进口的影响。

出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近1.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6%以上；

进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中国对美国进口下降1.5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59%。

除却直接影响产业发展外,美国对华征收碳关税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

商务部2009年7月3日表态称，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实施“碳关税”只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这种做法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商务部称，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向持积极主动和负责任的立场。

我国应对措施

（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中国绿色贸易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特点, 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我国出口产品也以高能源投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面对“碳关税”问题,能源瓶颈及减排压力,都要求我国必须转变外贸经济增长方式,走绿色贸易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已取消“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有的还要加征出口税,引导这些外贸产业向“低碳”方向发展。

（二）国内开征碳税,建立绿色政策法规体系

为推动国内节能减排,我国可以考虑在国内开征碳税,同时实施相应的绿色税收、绿色信贷等配套措施,最终形成一个绿色政策法规体系。另外,如果国内征收了碳税,进口国再征收“碳关税”就变成了双重征税,是违反WTO协议的。当然,碳税征收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产品出口竞争力,但与其让其他国家征收“碳关税”,去补贴他们的企业,不如自己先征碳税,所得的税收再用于自己企业的碳减排工作。

（三）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利用CDM机制争取节能减排资金和技术

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所以我国应当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推动和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的国际谈判,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作用。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机制争取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是最大的CDM 碳交易量国家,占到60%的份额。这些CDM项目换回的设备和技术在中国风电和建筑节能等方面的低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我国提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供节能减排资金和技术,我国也可充分利用CDM机制,开展国际碳排放交易, 吸引国际资金、技术进入减排项目。

（四）坚决反对欧美国家开征“碳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研究表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80%是发达国家在以前工业化进程中所排放的。而且,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已将本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发达国家想通过“碳关税”让发展中国家承担碳减排责任是不合适的,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事实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碳关税”不仅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碳关税”不仅不可能真正抑制碳排放，反而事实上会增加一个贸易壁垒，而这个贸易壁垒与WTO现行规则有直接冲突。WTO基本原则中有一条“最惠国待遇”原则，其涵义是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一切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同样给予其他成员。而征收“碳关税”，各国环境政策和环保措施都不同，对各国产品征收额度也必然差异甚大，这就会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

当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碳关税”这个概念，本意是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以避免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但现实情况是，发达国家多数没有切实遵守《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又暂时不承担减排份额，这使得“碳关税”征收缺少了现实的支撑。而美国这个温室气体的头号排放大国甚至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愿意承担减少排放额度的义务，现在却突然热衷于别国产品征收“碳关税”，这除了借气候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

《京都议定书》实行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排放额度。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一箭双雕——在堂而皇之地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纳入自己国库的同时，让发展中国家背负污染环境的恶名。这就违背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然而，美国按照自己的标准征收“碳关税”，别的国家难道不可以按自己的标准征收美国的“碳关税”？如此，全球合作减排机制必遭破坏，世界卷入贸易战也势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