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鹏

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喝无梁村乡亲们的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乡亲们又推荐并供养他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省财贸学院的初展才华的青年教师。他成长的故事是对中原大地上尚存的民族美好道德风尚的生动演绎。这也成了他独特的、由一次次逃离和回顾组成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一再提醒他“背后有人”，给他压力也促他返顾，使他不管走得多远，不管过上多么异样的生活，也颠沛造次不敢或忘。

从骨子里看进去，吴志鹏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被推荐上大学，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毅然辞职下海，跟着骆国栋走上一条先当“枪手”、后当“黄马甲”、“红马甲”，终于当上双峰公司的经理、厚朴堂药业的代表的道路，是他的第二次逃离。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但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了。站在吴志鹏身后，对他知根知底的老乡亲，既是稳住吴志鹏、帮助他在商界搏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无形的镇石，又是他视回乡为畏途，生怕在家乡被照出自己的影像的一面无可回避的镜子。在吴志鹏的内心自省里，充满着矛盾惶遽的状态。在理智上，他是表示过要回无梁村去为乡亲们做点什么的，他在内心里以散文诗的形式哼起了长长的怀念乡土、乡风、乡情的思乡曲。即便如此，他也曾打车回到村口又往回转，终究把回乡的念头当成了一次仅停留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他的有些言行，是难免显得虚伪、支绌的，难怪蔡苇香会尖刻地讽刺他是“得了便宜卖乖”了。小说最后一章，因车祸伤了一只眼睛的吴志鹏，对同病房里的病友所遭遇的致伤之由进行沉思，在颇有些伤心“悟道”之后，最终婉言谢绝了卫丽丽要他重返公司主事的请求。即使在这时，吴志鹏也没有给出今后到哪里去的回答。因其内心的矛盾，言行的犹豫，主人公并不能在“卒章显其志”，他还徘徊在屡进屡退的彷徨的路上，这与其说是他的个性所致，毋宁说是时世使然。

吴志鹏可能是所有“畸于人”却最少“侔于天”的一个破绽较多的形象。而这很可能与吴志鹏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有关。吴志鹏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小说主人公而存在，他是作为穿起小说的诸多人物、诸多故事的一条引线而存在的。小说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或中篇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它的组织法是穿珠花式的，很见匠心，易失自然，不容易讨好。吴志鹏这个人物，有其柔软性，不确定性，很难成为小说硬实挺拔的主干。

骆国栋

因为身体的残疾，他在生活自理的动作上追求逾于健全人的准确和敏捷，服饰衣着上力求表现出超过常人的精致、优雅和整饬。在学业的进修、性爱的征途上他也屡屡表现出超越常规的逆序猛进，在他身上，生命的能量因受挤压而反弹，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挥洒和强劲的弹射。

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一旦注入他跃入商海后的充满颠簸欹侧的险航，便有了一连串炫酷惨烈的征战。因了童年时极度饥寒的经历，骆驼对天文数字的金钱的占有欲便分外强烈，永难满足。他像城市高楼之间呼啸而过的响箭频频出击和突进：要炒股就炒成巨富，炒成股神，炒出了“包下一周两趟的船票”去镇江“打新股”，大大提高“中签率”的豪举；若是买房就买出了“撒泡尿就挣了一千多万”的收益率；他的双峰公司一旦上市就上出了用尽威胁、利诱、诈骗种种手段，一下子圈钱过亿的惊天效益；当他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需要买官、养官时，用尽了迂回包抄、无缝钻出缝来也要摘心夺魂的丑闻和劣迹。

这一切在商海、“钱途”上的搏击和得获，都是在自觉的灵魂冒险和观念更新的指导下进行的。骆国栋虽然有些匪气，在吴志鹏心目中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洞察力。他讲信用，会用人，颇具恢弘大气，他有侠骨剑胆，也有热血琴心，他有独特的时间观，心里永远揣着一个“抢”字，他有透辟的善恶观，似乎深谙“恶”在历史发展、时局变易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他还有自己的时代观，时时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抓住机会的时刻就在眼前。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方向不明、规则不细、法律边界模糊、道德底线沉降的时代，他相信钱砸下去，事无不成。正当他志得意满，眼高于顶的时候，他无意中伤害了“烧包文盲”房地产商宋心泰，踩到了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的京城记者“宋剑”宋保平的剑刃，立即像膨胀的气球瞬间爆裂一样，在被“边控”后的第9天跳楼自尽。被他漠视、蔑视的法制规则、道德律令，终归成了这个天才的投机客无法逾越的天网。

骆驼这个人物形象，是作家观察时代现象、体验社会生活之后的一个发现。这个形象被作家用钻旋尖利的笔触刻画得活力四射、邪气冲天、灵府洞张、声态并作，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难忘的艺术魔力，是一朵剧变时势中怒放贲张的“恶”之花。

梁五方

梁五方曾是1960年代无梁村的“名片”。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屋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尔后他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梁五方最终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著者，被异化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才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

虫嫂

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又机灵又活泼，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生存压力与日俱增，为了把三个孩子养大，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上，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并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坚韧、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读者看到了她的母性尊严，甚至是威严。虫嫂这种护犊的怒吼、生命火花的爆发，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3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3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便孤独地又回村了。

春才

春才曾是无梁村最帅气的小伙子，他一米八的个头，秀美壮硕、一脸红润，聪明而有艺术气质。但这样一个草根美男子，却是一个孤僻的闷葫芦。这个才禀独异的年轻生命，突然在一个诡异的日子里，在望月潭的苇荡深处，用蔑刀自宫了。作家描写了姑嫂婶娘对他的挑逗、刺激；描写了兔子家女人给他造成的别扭和尴尬；还描写了蔡苇秀与春才似有似无的接触引起的“案件”疑云等等，试图对“春才下河坡”事件给出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实，从小说对春才与性的种种幽隐闪烁现象的描写看，春才的悲剧是“性瘾症”病患者的一种病态。“性瘾者”是一种对性欲无法控制的心理疾病患者，这种病患者并不能从性活动中获得满足，相反会因性的或纵逸或压抑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冲动中，其恶性发作足以导致摧毁一个人的生理系统。

春才在不能见容于环境和社会的羞耻感的驱迫下，不能自控地“下了河坡”以求解脱，结果陷入另一种社会歧视和压力之中。作家对春才这个人物的描写，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描写他成为“废人”之后重新立身于世的生活故事。在传达有关“九一三”事件时他爆出的那一声“我不相信”，让我们窥见了这个“闷葫芦”内心沸腾、煎熬的底里和率真耿直的个性。此后，春才承包的豆腐坊赢得了与昔日“春才的席”一样的声誉。尔后，远方来的惠惠姑娘给予春才短暂的“幸福”之后席卷了豆腐坊的钱财，从此失踪，但春才对此却平淡处之。最后，他坚守着自己不掺假的豆腐坊慢慢老去。这个“很有骨气的失败者”，在他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似乎返回到自己人生举步时的原点，守住了自己虽然残缺却纯粹的生命本真。

蔡国寅

他做村支书后成了抵御农村种种运动对村民伤害的刹车器，也逐渐沾染了山大王难免的一些坏习气。作为村支书，他举全村之力把孤儿“丢”即吴志鹏养大成人并让他上了大学，后来也因此当了用一张张“见字如面”的纸条，代表无梁村乡亲向吴志鹏求助的代言人。这个人物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似乎是有点讨人嫌的；写到最后，却让人由衷地敬重了。作家透过他性格上浮游的暗影不断地穿掘下去，一点一点地掘出那暗影下“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洁白”来。

杜秋月

杜秋月因“生活作风”问题以坏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到无梁村，受改造、被歧视甚至批斗，在老姑父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和寡妇刘玉翠组成家庭，过起了略能温饱而不无苦涩的生活。这一知识分子融入农村、在颠簸中生存、变形、心灵渐渐粗砺化的过程，被描写得充满了喜剧色彩和反讽意味。世局变异之后，杜秋月开始了另一种磨难——这是他以欺骗手段使刘玉翠“被离婚”、被抛弃付出的代价。刘玉翠如影随形的纠缠，又泼又韧的“人肉搜寻”把他搞得颜面尽失，成了失业丧魂的废物。幸运的是刘玉翠没有抛弃他，而是一边养着这个废物，一边向人炫其余光。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杜秋月一心脱离无梁村的回城之旅，不但没能抛弃刘玉翠，反而开启了刘玉翠的进城经商之门。因历史的偶然性拨弄而落草成了山寨畸人的杜秋月，有时畸得可怜可爱，有时畸得可气可憎，最终让“历史的讽刺”对他作了“无情的修正”。杜秋月和刘玉翠夫妇的命运变化，像一面凹凸镜，照出了历史的变形与进步。

蔡苇香

蔡苇香是老姑父3个女儿中最小也最叛逆的异类。她从一个被退了3次学的不良少女，到跟人跑进城在“洗脚屋”和吴志鹏相遇，再到回无梁村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小白楼，最后在滚滚红尘中变成了无梁村板材公司的“蔡总蔡思凡”。在望月潭、芦苇荡和村野莽原的绿色大片大片地消失的沧桑变化中，蔡苇香这个山寨女畸人是“尽”了她的一份“力”的。她为老姑父迁坟，为父母合葬的尽孝盛事，也是在乡亲们眼前揭开所谓“汗血石榴”的真相，澄清流言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力举措。小说结尾，她向漂泊在外、与她多有交集的吴志鹏提出了“投点资”的要求，却被吴志鹏嗫嗫嚅嚅地搪塞推托掉了。在吴志鹏看来，这个叫他“丢哥”，脸上已没有水气却堆满了“钢”色，说话透着狠劲的“蔡总”如此强势的存在，说明那个在“脚屋”里曾经偶遇过的身上还散发着无梁村的气味的苇香已经永远消失了。

李佩甫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场域，将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作为诱使人性发生多向裂变的外部因素，进而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中的艰难求索或无奈蜕变。如虫嫂的大儿子大国，从小受尽了乡人的白眼与欺辱，当终于靠求学改变命运后，却对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虫嫂百般嫌弃；如因“作风问题”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老杜，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受尽屈辱，顽强的刘玉翠嫁给他并支撑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当老杜经过多年磨难终于平反回城后，却千方百计地逼迫刘玉翠离婚。离婚后，他曾经满溢的才华在一次次与前妻的斗争中磨损并最终无奈退化成一个类似沿街乞讨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老杜的命运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其原有的良善与正直也在历次磨难中终于迷失溃败。

而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骆驼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蜕化与堕落则更具代表性。他曾经也是怀抱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在商业时代，他被骗得一贫如洗，曾经的文学理想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为了适应这个巨变的城市环境，骆驼用他的聪明才智，主动迎合这个时代，在向社会顶层攀爬的过程中，逐渐失落了善良的本性，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将他人也拉下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深渊。从骆驼身上，能够感受到作者寄予知识分子的期望以及因知识分子在时代冲击面前堕落的无奈叹息。对于“骆驼”这个人物，李佩甫在批判的同时，也饱含怜悯和反思。骆驼是被这个社会和时代负面因素所异化了的，作为知识分子，他非但没有成长为社会的改良力量，反而一步步走到社会的反面。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一直到故事的结尾，李佩甫没有明确地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他提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摸索轨迹和心路历程，是一个反思的多维度场域。

乡村与城市之间永恒的差异性存在也成为贯穿本书始终的表现主题。李佩甫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乡村中的各色人等，形式上看类似多个人物的完整小传，人物的一生在乡村背景或城乡结合背景下被演绎和诠释。在李佩甫笔下，故事发生的场景无梁村曾是淳朴的编席之乡，乡间的人际关系大部分仍旧停留在中国传统乡村固有的类似于大家庭的融合状态，善与恶的价值观也多沿袭自传统的价值判断。在李佩甫笔下，乡村生活表面之后支撑日常运转的始终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强大的内在固有价值，传统的关于善恶的价值观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与选择，如老姑父在政治运动中对教师老杜的隐性保护，为了乡人更好的生活而对“我”一次次的纸条指示等等，老姑父虽然在运动中受着外界政治压力的制约，但是在深层次上，他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还是依从于传统乡村的淳朴善恶观念，一个善良、正直却也执拗的村干部形象跃然纸上。与乡村相对，大都市里人们的价值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游离与模糊。“我”在进城后，千方百计地试图摆脱农村背景，希望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乡村的真正城里人；骆驼在大都市里为了体面的生活，逐步变得贪婪、唯利是图，沉湎于声色犬马，并不惜诱使他人犯罪。骆驼也曾是善良的读书人，在步入大都市之后，价值观发生了急剧改变，并最终沉沦。

在这部小说里，城市与乡村两个社会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从乡村和小城镇走入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很多人，在光怪陆离中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理想与目标，表面上获得了一时“成功”，但最终依然为都市所抛弃。作为由农村走入大都市的“我”这个角色，值得仔细回味。虽然我想方设法试图摆脱农村印记，并试图做一个城里人，但是挥之不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记忆，乡村给了“我”多年的生命哺育，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我最原初的生命哲学。李佩甫喜欢把人喻为“植物”，植物的根都深深地扎在土壤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著，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再到后来的似乎是无目的的摸索。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

没有谁的理想更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关照，权力、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

结构

整部作品在结构上像一株生长在中原大地上的根深叶茂的大树，采用放射性结构方式，从一风、一尘、一树、一花写起，书写了整个平原上的各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及一个村庄五十年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它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产生裂变过程。在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虽然作家自述小说是一个树状结构，即使认同此说，那么攒成这树的树冠的人物和故事，也是一堆无骨花卉，缠枝花果，有奇颖之状，欠稳实之基。

人物形象

《生命册》以两个中原大地之子吴志鹏和骆国栋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其中穿插出现许多具有生命力的草根人物：梁五方、虫嫂、吴春才，他们是各具异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专章，完整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在这些人物的绘状、捏塑上，最能见出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

作家对人的发现，对人的透视与剖析，是深层次的，是精细和透彻的。他从平原文化的“根”上去写，写出人的灵魂的本色。比如老姑父蔡国寅的正直、宽厚、大度，在生活的无奈中又竭尽全力地去帮扶村民，呵护村民，一方面他要动脑筋应对“上头”，表现出他很“智慧”的一面，一方面他要动心思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他手中没有多大权力，唯一能做到的，是他冒着政治风险把几亩红萝卜瞒下来救助村民。他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受了一辈子委屈，他经常遭到伤害但他从不去伤害别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功臣，但他又是无梁村最痛苦、最具悲剧性的人物。比如梁五方，他是全村中最有能耐的一个人。他的“能”是出人意料的，他的上访告状，也是出人意料的，后来他的人性的回归，仍是出人意料的。他不仅敢跟村民们较劲，他还敢跟“上头”较劲，他不仅有较劲的智慧，他还有干事的智慧。也算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还有“变着法”活着的虫嫂，在贫穷与饥饿中生长出常人所没有的智慧，她既是一个靠使出全身的能耐(包括肉体)和心智，赢得了生存权的胜利者，又是一个遭人嫌弃、名声不好的人格上的失落者。她既是一位一手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伟大的母亲，同时，又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独者、渺小者，甚至渺小到，她还活着的时候，人们早已把她遗忘了。还有文化人骆驼，贫穷使他生长出拼搏的本事和恶性膨胀的欲望，而欲望又使他腰缠万贯、风风光光，最终又戏剧性地葬身于欲望之中。

《生命册》中众多人物命运尽管色彩不一、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人生都极富有诗意。即使那些读起来让人心情很沉重、很纠结的人物，他（她）们的人生轨迹、人生拐点、乃至人生悲剧，仍然富有诗意的，很耐读、很让人回味的。作品中“变着法”活着的梁思凡，其实就是又一位新时期的“虫嫂”了。她从内心到肌体，完全笼罩在“虫嫂”的影子里，如果说她与“虫嫂”有区别，那就是她比“虫嫂”更智慧、更有心计和手段。她不仅要征服城里人，而且还要比城里人活得更潇洒、更体面、更风光、更有滋有味。贯穿全书的主人翁吴志鹏，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一位文化人，他从单纯走向困惑，从困惑走向清醒，从清醒走向理智，从理智走向大彻大悟。他的人生多么有色彩，多么有意味，多么富有诗意！这种在历经坎坷、历经磨难中而成熟起来的人生，会长久地活在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中。

2013年10月，该书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文艺少儿类图书。

李佩甫这部《生命册》一个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在于作家以其积累深厚的艺术功力对于他笔端这些沉重异常的灵魂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表现。（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评）

小说是一枚悲凉的时代缩影：在无可选择的现代化进程中，古老大地上的人们难善其身，他们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的城市，寻求出路、寻找价值，而在那里，农耕时代的道德，迎头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资本社会的摧残，迷失或是坚守，进或是退，这不仅是乡村和背负乡村者面临的生死抉择，其实也已是所有心怀乡愿者面临的严峻挑战。（《花城》杂志执行主编朱燕玲评）

《生命册》的主题是时代与人。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心和志向，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生命册》以沉雄老到的笔力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快与慢、得与失、故土与他乡、物质与精神，灵魂的质地在剧烈的颠簸中经受缜密的测试和考验，他们身上的尖锐矛盾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与社会生活的转型形成了具体而迫切的呼应。《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茅盾文学奖颁奖辞）

李佩甫潜心五年打造的长篇新作《生命册》在《人民文学》2012年第一、二期刊出。这是他继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创作的“平原三部曲”之巅峰之作。作品面世后，陆续有十几家知名出版社几经角逐争相签约，最后才敲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李佩甫，男，汉族，河南许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7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李佩甫文集》四卷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申凤梅》等4部电视剧，电影《挺立潮头》以及多卷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