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4 15:22
革命者杜大心，由家乡来到S城从事工会工作。他是个有革命幻想的知识青年，自称是“一个立誓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的人”。他到S城不久，就信仰了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希望有一个“不会再有不平等的事，没有了圧迫人的事，也没有了厂主和工人这一类的差别”的理想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找到那引向未来的革命力量，他的理想只能是渺茫的幻想。他要改変这个世界，又感到自己势单力孤，陷入爱与憎、理智与感情、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中，逐渐失掉了斗争的勇气，跌入绝望痛苦的深渊。他曾经爱过他的表妹，表妹却嫁给了有钱人；他爱母亲，母亲却病故离开了他。于是，他以憎的哲学代替了爱的哲学，认为只有憎恨，起来摧毁旧世界，才能改変人们的命运。可是就在这时，他又结识了出身于官僚家庭，以一种赎罪的感情要为穷苦人谋福，笃信爱的哲学的李冷、李静淑兄妹俩。他爱上了李静淑，李静淑也爱他，理智与感情发生了冲突。后来，他看到在他影响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张为群，被捕后因不愿出卖组织和同志，而被反动派所杀害，深受刺激。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认为“死”才能获得“永久的休息”、“心境的和平”。他觉得，张为群死了，而自己仍然活着，这是不应该的，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复仇。他还鼓吹与敌人同归于尽：“我灭亡时至少也要和一切共同灭亡”。最后，他刺杀戒严司令未遂而自杀。
1927年4月12日，处于上海的蒋介石在白色恐怖及国共合作崩溃之后，无力在两派之间再作为左翼反对派来开展活动。当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上海的社会影响力仅限于工会组织内的工团主义，影响极为有限。巴金在此情况下主要负责发行、编辑刊物，进行启蒙活动。巴金出发赴法前一年，即1926年，以翻译克鲁泡特金及爱玛·高德曼等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为中心，致力于在《民钟》及《民众》等无政府主义刊物上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原理。之后他离开了可谓处于末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现场与同志们，而前往法国，开始了孤独与忧愁的留学生活，在之后的法国留学中完成了关于《灭亡》的创作。
小说以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小说通过杜大心革命与恋爱的故事，以他的死，表示了对旧社会邪恶势力、丑恶现象的否定，赞美了追求光明未来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杜大心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病态的革命者，他身上带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局限，特别是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奋斗方式，使他至死也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杜大心毕竟发出了英勇反抗的枪声，毕竟震醒了人们去思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小说在说明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都要灭亡的同时，也流露出最先起来反抗的人也要灭亡，革命与反革命都要灭亡的伤感虚无的情调。
《灭亡》作为巴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开端，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初步显示了其特有的基本风格。小说具有充沛炽烈的激情，态肆雄劲的笔力，在紧张的情节中，依据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逼真、 细致、绵密地刻画细节，展示人物矛盾的思想和复杂的心理，而且富有诗剧般的结构和清丽流畅的语言，以及简洁的笔触。就整体来说，它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灭亡》不仅具有充沛炽烈的感情和叙写自如的笔力，而且能在张弛相宜、波澜起伏的情节之中，依据主人公杜大心的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比较细致逼真地展示他的矛盾思想和复杂心理。同时，巴金那时而舒缓、时而急峻不失流畅清丽的语言，也为作品增多加彩。
《灭亡》正式出版之前曾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1929年第一至四期上连载。《灭亡》出版后即在文坛上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1930年10月开明书店就再版该书。从1929年到1951年，开明书店本《灭亡》总共印行了28版，其发行量仅次于《家》的35版。此后《灭亡》曾先后再版，重版数十次，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畅销书之一。
巴金（1904年—2005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他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抗战前的作品主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家》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等。抗日战争期间，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憩园》《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后，巴金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职。出版的《随想录》《探索与回忆》等，具有极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巴金于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文学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