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浜，在今黄浦区浦西西部和静安区东部。为吴淞江南岸支流。关于寺浜的流向所见记载有二说。一说寺浜引吴淞江水南注闸港，东通西洋泾浜，西南通周泾以达城壕。《嘉庆上海县志·水利志·支流》。“寺浜在收渎浜东，东通西洋泾浜，西南通周泾、肇嘉浜。”《同治上海县志·水道上·沿江南岸诸水》：“寺浜在朱家浜东，新闸大王庙西，引江水南注闸港，通西洋泾、周泾、肇家浜。”从上述引文和《同治上海县志》水道图，可知寺浜在今成都路西，石门二路东，引吴淞江水流入闸港；再向东南流，东通西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处），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处）。1914年出版的《上海市区域北市图》上标有寺浜遗迹及旧地名。在新闸路处（今西海电影院附近）标寺浜桥，在爱文义路处（今北京西路与大田路交会处）标中寺浜桥，在白克路处（今凤阳路与大田路交会处）标南寺浜桥。从图上遗迹可看出，寺浜主要河段是从吴淞江向南，大致沿今慈溪路、大田路南段至凤阳路，向西注入闸港，向东流入黄浦区境内，通西洋泾浜、周泾。《同治上海县志·水道下·历代治绩》；“（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史彩开浚城壕及城内市河，以通舟楫，并浚寺浜，俾漕运由城壕入寺浜，以达吴松江，得免由浦风涛之险。”可见寺浜在清初为一条重要的漕运水道。漕运线为由城壕通周泾、寺浜，以达吴淞江。寺浜在雍正时已淤浅，同治十年（1871年）时已全部淤塞（见《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寺浜”条注和同书卷四“十三年建吴松江新石闸于金家湾”条注）。一说为寺浜主要河段（在今静安区境）由北向南，浜水流至今风阳路大田路处后，有一支流东流入今黄浦区境。1918年出版的《上海县续志·水道上·沿江南岸诸水》：“寺浜，见前志。流经之处，多筑马路。寺浜桥为芝罘路，中寺浜桥为爱文义路，南寺浜桥为白克路，又南为静安寺路。”《上海市区域北市图》上所标寺浜遗迹在白克路（今风阳路）、静安寺路（今黄河路与新昌路之间的南京西路一段）、平桥路（后为爱文义路东段，今北京西路东段）、芝罘路处，与。续志”所记相近。这一说可归纳如下。寺浜自吴淞江南流至今风阳路大田路交会处（这一段河道同第一说）后，有一支流沿今风阳路东流至今西藏中路附近一带。在东流途中，经今成都北路、新昌路、黄河路等处时向北或向南流，与其他河浜相通。因此，今风阳路、南京西路东段、北京西路东段和芝罘路处，都有该浜支流经过。

洋泾浜为上海县城北面的河道。上海开埠前，为方便县城和北郊的交通，洋泾浜上曾有两座桥，一座洋泾桥，靠近黄浦江边，另一座是三茅阁桥，位于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租界开辟后，以洋泾浜为界，浜北属英租界，浜南属法租界。

随着上海县城与租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了便于行人来往，洋泾浜上先后翻修新建了8座主要桥梁，从东向西依次为外洋泾桥（洋泾浜1号桥）、二洋泾桥（天主堂街桥、洋泾浜2号桥）、三洋泾桥（吉祥街桥、洋泾浜3号桥）、三茅阁桥（洋泾浜4号桥）、带钩桥（山东路口，洋泾浜5号桥）、郑家木桥（福建路口，亦称泰勒氏桥、监理会桥、桂香桥、洋泾浜6号桥）、东新桥（浙江路口新桥、洋泾浜7号桥）、西新桥（广西路口八里街桥、北八仙桥、洋泾浜8号桥）。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所建最早的桥，是上海县城与租界以及通北门（今老北门）的主要通道，因近三茅阁而得名。1553年建造，1802年重修。1853年为防止义军进入租界，工部局将三茅阁和桥梁拆除，后又在旧桥址附近另建一座板桥，仍叫三茅阁桥。泰勒氏桥因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C.泰勒而得名。1848年，泰勒在今广东路福建中路一带建立监理会堂，为方便城里的信徒到教堂作礼拜，在洋泾浜上建桥，故名。小刀会起义后，迁移至泰勒氏桥的陈、郑姓福建百姓增多，改称郑（陈）家木桥。郑家木桥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再向南是华界，形成三方交汇的特殊地区。1856年1月，法国代理领事爱棠召集法租界第一次租地人大会，筹集建造连接法租界外滩与英租界外滩的外洋泾桥经费，决定凡坐落外滩和洋泾浜附近的地产，每亩抽八两半；凡离此稍远的地产，每亩抽五两半。是年3月，外洋泾桥修筑完毕。桥长69英尺，宽30英尺，全部以石块砌成。

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工部局与公董局合作，对洋泾浜上的桥梁进行了一次全面更新。1867年首先重建位于洋泾浜口的外洋泾桥。1月15日，工部局为外洋泾桥建造新木桥及修理六处旧木桥举行公开招标。1月21日，工部局、公董局与承包商订立包工合同，议定拨款4000两，桥面、两座桥墩由承包商自备并选用上等材料；造桥式样、细节遵照工部局图样办理；外洋泾桥完成后由工部局道路督察检验。1868年8月，横跨洋泾浜各座桥梁重新涂漆后工程完成。

早期洋泾浜上桥梁的养护费用由两租界当局和中国当局按三分之一的比例分摊。1868年，山东路北端的一座桥梁施工，经费由上海道台、公董局、工部局共同负担。1873年，上海道台支付了重建洋泾浜上各桥的费用后，表示嗣后将拒绝考虑这类建筑费用。自此，洋泾浜上桥梁的养护由两租界当局继续承担，一般按照均摊的原则分担费用。桥梁的养护费用来自小车的捐税收入。1875年3月，公董局照会工部局，表示由法租界负担桥梁支出的一半不合情理，今后法租界只能以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担养护各桥梁的费用。但是工部局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若公董局不同意承担半数份额，将不再对洋泾浜上已有的桥梁进行修理，也不再建造新的桥梁。最后通过协商，两租界当局同意继续对洋泾浜上的桥梁进行更新维修，费用仍由双方均摊。1877年8月，两租界当局平均分担了改造外洋泾桥铁桥的费用，各自承担6149.57两。1878年8月，公董局支付给工部局维修桥梁费用236.28两。1882年7月，公董局应工部局的要求，把油漆洋泾浜上桥梁的一半费用支付给工部局，估算为50两。1896年洋泾浜上各桥梁的养护费用由公董局支付。当年2月，公董局董事会批准拨款290两。

鉴于铁、木桥的代价从耐用角度考虑相差并不大，1869年，工部局与公董局商定了在洋泾浜上逐渐用铁桥替代木桥的计划。1873年12月起，首先把连接北门路和河南路的4号旧木桥（河南路桥）改建为铁桥。1875年2月，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公董局的意见，将外洋泾桥铁桥的宽度设定为超过40英尺（12.2米）。桥梁图样由公董局提出，不妥之处由工部局工程师列出专门报告。外洋泾桥建成后长23米，宽10米，桥面用混凝土浇灌，桥上设铁栏，装有铁柱棱形玻璃灯。桥下3孔，中孔跨径8米，可通航，为外滩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一。以后又相继更换了带钩桥、郑家木桥等。1882年11月，租界当局拆除三洋泾桥旧木桥，并建造了人行步桥作为过渡措施，建步行桥的开支188两由两租界当局均摊。1884年，洋泾浜上的桥梁全部修理油漆完毕，共花费505两，一半费用由公董局承担。1885年5月，连接福建路与郑家木桥街的福建路桥建成，并向公众开放。1893年，工部局在洋泾浜上建造了两座人行钢桥。1914年两租界当局填平洋泾浜筑爱多亚路，洋泾浜上的桥梁就此消失，而桥梁名称作为历史地名被保留下来。

1914年，英法两租界当局鉴于河道阻隔交通，且浜水污浊，有碍卫生，遂填浜筑路。

1915年底，道路筑成，取名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洋泾浜附近的部分居民通过一名董事会成员，就停泊在洋泾浜河道上的粪便船造成重大公害事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交了投诉书。当局要求代理房总监注意船只是否正规地加以覆盖，并要求在潮水许可情况下，船只在上午9时以后不得在河道内停泊。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居民写信恳请工部局对洋泾浜在落潮时黑臭状况引起注意，那里臭气冲天，希望能尽可能减少这些公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会议上，根据总巡及工程师关于租界治安和卫生有关问题的报告，专门研究了疏浚洋泾浜和护城河的方案，建议建立海水蓄水池，利用涨潮时蓄水，落潮时以所蓄之水把河底堆积的淤泥垃圾一起带走；用农民及船只挖泥。

在洋泾浜各桥附近经常停满柴草粪船，浜水污浊，颇碍卫生，且桥身狭小，交通不便。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协商后，决定填浜筑路。于民国3年（1914年）6月开始动工，民国5年筑成宽广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改名为延安东路。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被迫公布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同意把洋泾浜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外滩）南一带作为英人居留地。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又屈服于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淫威，宣布将洋泾浜南、护城河（今人民路）北划为法租界。从此，本来默默无闻的洋泾浜成了颇受瞩目的上海两租界的界河；而“洋泾浜”（或“洋泾”）一词，则一度用作租界的代称。

洋泾浜自成为英法两租界界河，架设桥梁，尤其是填浜筑路后，县城内商户向北转移，中外商贾纷至沓来，交通日益繁忙，从外滩至东新桥一带，成为热闹繁盛之地。较有名声的企业，浜北有光绪三十三年英商开办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光绪二十七年美商创办的泰晤时报，在棋盘街口有一家叫丽水的茶馆，临流高筑，明窗开敞。当时附近三层楼房甚少，丽水茶楼十分引人注目。往来客商以此为接洽交易之地。包探、巡捕、流氓等出入其间。郑家木桥至东新桥一带，商号林立，烟馆、赌场、妓院等集中在此，帮会流氓活动猖撅。在浜南有法国汇理银行。咸丰十一年，英商开设会德丰驳运公司。三茅阁桥南是法租界总巡捕房（俗称大自鸣钟巡捕房）。郑家木桥之西南，有光绪七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电政局等。填浜筑路后，两侧市房先后翻建成高楼大厦，一些大企业相继在两旁开设，如万国储蓄会、美商友邦银行、中汇银行、安乐宫饭店、大中饭店、大沪饭店、南洋烟草公司发行所、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纱布交易所、中南饭店等。民国6年，大世界游乐场开设之后，这一带更加繁荣。

洋泾浜两岸中外商贾云集。外国商人不谙中文，中国人也不懂外文，于是因商业贸易的需要，便产生了一种“用英语词语说中国话”的不规则的英语。

清代称外文翻译为“通事”。在洋泾浜上有一些略通几句蹩脚英文的人，当外国人来洋泾或经此到县城做生意时，言语不通，这种人便上来自充翻译，获取酬金。上海人称他们是“露天通事”。他们和外国人打交道时，用带很浓重的上海、宁波等口音，用汉语语法拼缀成简单的英语语句，这种似洋非洋的话，人们称之为“洋泾浜英语”。如“我不能”，英文是“I can not”，而洋泾浜英语却是“My no can”；把“两本书”说成“two piece book”，把“让我看看”说成“let me see see”等。这种洋泾浜英语，词汇贫乏，来源混杂，但语言结构简单明晰，很有实用价值。自此，大批外来词首先在洋泾浜传播，有许多词至今还在使用，如沙发、白兰地。土司、色拉、凡士林、水门汀等。有些在旧上海曾广泛使用，而今已经消失。如洋行买办称“康白度（compradore）”，跑街称“式老夫（shroff）”，工头称“那摩温（number one）”，佣金称“康密兴（commession）”，小账称“司昌而（small）”，电话称“德律风（telephone）”，分肥称“哈夫哈夫（half）”，银元称“大拉斯（dollers）”等

上海人为了学洋泾浜英语，还编成一首洋泾浜英语歌谣，即“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少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hully good）’，靴叫‘浦脱（boot）’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康白度（comprador）’，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翘梯翘梯（tea）’请吃茶，‘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侬坐，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m）’，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混账王八‘蛋风炉（daffylow）’，‘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式老夫（shroff）’，‘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毕的生司（empty cents）’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文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除了洋泾浜英语，还有洋泾浜法语等。以后“洋泾浜”三字成为一种混杂语言的“代名词”。外国人讲的蹩脚中国话，外地人讲的不标准的上海话，带着土音的普通话，都被称之为“洋泾浜”。只要讲“洋泾浜”三个字，人们就知道是指不纯粹的某种民族语言或方言。

洋泾浜上郑家木桥，是一木质小桥。其时南汇、奉贤等县农民，常摇小船由黄浦江进入洋泾浜，来此出售豆箕、柴草、蔬菜、海鲜和手编的各种用具等。流氓瘪三利用英法两租界各自为政的空隙为非作歹，凡行人行经此地或商船停靠在此，他们便一哄而上进行抢劫。大到货箱皮包，小至妇女所戴耳环头簪。在松江路作案，只须逃到孔子路即无险，反之亦然。洋泾浜的有利地位，使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划地盘，成为上海黑社会势力的基础。他们在这一带大肆进行白天“抛顶官”（抢人高级呢帽），夜间“剥猪猡”（抢剥行人衣服），“剥田鸡”（抢剥孩子的绒线衣），还有“背娘舅”（用绳套住被害人头颈背走，待昏迷即抢剥衣物）等。这里抢、打、杀事件屡见不鲜。“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旧社会上海人当心吃亏的一句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