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善

更新时间:2023-11-19 17:18

沈子善(1899——1969),又名六峰,祖籍江苏六合,世居南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书香门第。曾祖与祖父有功名,做过莲幕、文官,父亲还设过塾馆。家藏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与名人字画之丰厚,远近闻名。他从小耳濡目染,喜读书,爱写毛笔字。父母对他管教极严,除必读书籍背诵诗文外,每日磨墨临池要做到“日课不辕”。

求学生涯

幼年

沈子善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所以他一面写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临仿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孙过庭的《书谱》。父亲要求他练书法首先要抓准汉字的偏旁部首,从历代文字擅变人手;执笔时要以中锋为主,注重点、撇、接、横、竖笔画的安排。所以他比一般孩子起点要高。

1912年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举国欢腾,祝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乡亲们还邀请沈子善参加写横幅、 标语,并得到长辈的称赞,可见他当时已小有书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书法还不仅仅是写字,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断不能落人为“写字而写字”的俗套。他读书时即有所选择,多方搜求,较为有系统地圈读并笔录了南朝宋《采古来能书人名》、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李世民(太宗)《王羡之传论》,继而又研读了唐《张评理之书断》、唐蔡希综《法书论》、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明代《文微明集》、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明项穆《书法雅言》、清梁峨《承晋斋积闻录》、清宋曹《论草书》、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诚然,这只能说明沈子善是以学者的身份去研“王字”的,力图钩玄索微,探其究竟。直至中年以后,他重新整理和审读这些论著时,才有取舍,才有较好的评鉴能力。这自是后话,但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到一个史实:元、明、清以来,封建士大夫虽雅好金石书画,都有一笔好字(这在旧日,书法优劣常作为文人之“门据”),然而,他们都视书法为“文人余事”、“文人雅事”。并没有将书法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来看待。由于“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沈子善与其他一批老书法家,已逐步认识到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是国粹,是民族瑰宝。要让其生存、发展,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正视、必须研究,使之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这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1年

1921年,沈子善高级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 师范学堂文科。因受当时“教育救国论”的影响,沈子善遂立志于教育事业。于是在1922年转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无疑,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一门新型学科,深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从学制、课堂设置、学术思想上都强调学科性、体系性。这使他后来从事书法教育、书法研究,在治学方法上得到了补充与提高。

教书时期

1925年,沈子善从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后,受聘任教于设在南京白下路的“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该校校长仇深是前清举人,担任教席的有陈三立、方履先、王溪、王东培等社会名流,他们既是学识渊博、深李众望的学者,又是饮誉东南的书法家。老教师的学识与书法造诣得到了宰萃学子们的崇敬与赞赏,无形中给了他一个上好的学习机会,促使他一面教好课程,一面继续在书法艺术创作与理论学习方面不断提高自己。这是他50年代上书法课时经常提到的“教学相长”,“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后来他去开封河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兼课时,这些学校仰慕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建树,经常请他为喜爱书法的师生员工办讲座。

渐渐地沈子善的书名越来越大了。

1934年春节前,苏州“正社”书画作品展来南京下关绣球公园公开展出,还给沈子善寄来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剪彩仪式。他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社团是吴湖帆陈子清叶恭绰、王同愈等人在苏州创立的。该社的宗旨是“切实研究艺术”。这个请柬。对他来说一是震动,二是启发。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书法教育事业于一番事业,必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等待一个良机方可成功。

抗战时期

1937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的许多高等学校也随着国民党政府西迁入川。沈子善也到了山城重庆。此时的重庆是“陪都”。上海、北平的一些名牌大学也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不久,他受聘到第一联合大学任教。由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沈子善在这里结交了不少谈得来的好朋友:

沈尹默(1883—1971),祖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汉阴,早年留学日本。与陈独秀交好,自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任校长后于1917年创设“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蔡聘沈尹默为 该社导师,他精擅书法,以楷、行书名世。李石曾离开北大后。沈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潘伯鹰(1899一1966),安徽怀宁人。工诗文,声誉甚高。书法精于楷行草,初学“二王”,后专心写褚遂良。他与当时各界名流多 有交往;

张宗样(1881—1965),浙江海宁人。书法主学唐李邑(北海),性喜以毛笔抄校古书典籍,名震海内外;

商承祚,广东番禺人。为清代最后一名探花商衍望次子,久居南京。早年在天津问学于罗振玉门下,后人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书法碑帖兼写,以写金文最为著名;

朱锦江,1934年他与游寿、徐复等人考入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读书,是胡小石书法弟子,写“二 王”后主攻褚遂良:

高月秋(1907一1976),南京人,乔大壮应徐悲鸿之请在南京中 央大学艺术科讲授书法篆刻课时,高拜乔为师,其兄高华系京剧名票,曾在南京大行官开设“高土照相馆”,其昆仲与张大干友善,均爱书法印章,喜收藏。

1941年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本天皇宣布向援我友邦英美两国宣战,9日,林森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日本、德意志、意大利三国宣战。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时期。1942年元旦,二十六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它“标志着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进程新开端”,国民党统治阶层对自己的言行有 所收敛,国内实行政治民主和保障自由权利的形势有所好转,一些全国性文化团体相继成立。为配合第二时期的抗战宣传,以“扶持文化团体”为己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于1942年2月7日,联合重庆三十六个机关团体举办国民总动员文化界 宣传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科学、新闻出版、宗教各界相继举行”。

“因此,在这一二年的战时形势和文化氛围下,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导下于1943年4月2日,在重庆国立中央 图书馆,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奉教育部之令,会址设在重庆北磅区,定每年的3月3日为书法节”。会上沈子善报告筹备经过:“书学为我国特有之艺术,近年来日见衰落,还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于斯,乃思联合国内学者及书家,力挽颓风,于右任院长、陈立夫部长、沈尹默先生等对于书学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书学会之发起。”它的成立还得到戴传贤、陈果夫、陈蔼 士、陈布雷、商衍蜜、王伯群、张清泉、张道藩、张宗祥、潘伯鹰、赵熙、宗白华、王东培、靳志、梁实秋、杨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 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沈子善作为主要牵头人付出的劳动是艰巨的。

1943年

1943年6月该会创办《书学》杂志,以“宣传、继承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为宗旨。7月第一期就出版了,短短三四个月,要完成全国中等学校书法竞赛的征稿、杂志组稿、编辑、出版发行没有一 股爱国热情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该会除了 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小学书法教材外,还要做第三次全国美术展中的书法展、编印书学研究丛书、搜集沦陷区的书学资料、文献保 存以及书法人材的登记和推荐工作。况且,沈子善还是复旦大学教授而并非该会或杂志的专职人员。正如学人所言:“研究会的成立,是朝野人士共同倡导,而《书学》杂志是沈子善先生一手创办,他视如生命。他聘请了六十多位专家学者作编辑指导委员,为了不辜负海内外同仁厚望和杂志社的生存,他于1944年7月登报碧书,创作书法一百种,在重庆北砖举行展售,幸赖社会各界人士厚爱,展品全部订购一空,共售二十四万元,全部捐赠杂志基金。”该会于7月在重庆成立书学杂志社,推选沈子善任社长兼总编,这是对他最好的认同。《书学》计出五朗,第一期有陈立夫《发刊词》,该杂志为三十二开本,土纸本。一、二朗由沈子善、商承柞、朱锦江主编,第三期起由沈子善主编。

由沈子善参与酌订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丛书”有祝嘉《祝嘉书学论丛》,收《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等二十篇文章,1948年5月,由上海教育书店初版。

由沈子善主编4《书学论集》收孙玄常《清代书学概论》、朱锦江《碑学与帖学》、沈子善《十七帖疏证》等二十四篇论文,1948年9月由上海正中书局书版。

沈子善在《书学》上还执笔刊发了《中国书学论文索引》《中国书学研究会研究计划大纲》《小学写字教材法实验研究计划草案》《中国书学研究会举办全国国立中等学校书法竞赛经过》以及有学术性的论文《孙虔礼书谱序注释》《学书捷要》《小学写字范本之研究与编辑》等。

解放前夕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政府与许多大学忙着迁都返回南京,中国书学研究会与《书学》均停办。不久,沈子善去上海震旦大学任教。兹后他集中精力编著《王蔑之研究》。上文提到他早年研究王字的功力,出手自不同凡响。此书目次有:1.王钱之年表;2,绪说;3.王菌之家世;4.王蔑之生活及其人格;5,王羡之书法之理论;6.王蒙之书法成名之由来;7.王氢之书迹目录及其著名书迹考证;8.历代书家对王菱之书法之评论39.王菌之逸事;10.王蔑之研究之参考资料。书后有附录:1.清鲁一同著《王善之年谱》;2.明宋游《兰亭脑咏图记》;3.常任侠《王茵之兰亭叙今传各本述略》。全书正文前有王氢之像、兰亭遗迹图、兰亭脑咏图、丧乱帖图版。上海中正书局1948年2月出版。后人评估此书“编著者较能以体系意识来把握王善之的书法”。沈子善这种治学方法显然与早年读教育学时受西方“方法论”的熏染有关。

建国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沈子善调任南京师范学校教育系教授。鉴于书法教育之振兴,考虑到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与国内外的影响,领导上请他为该院中文系、 美术系开书法课。学生中如尉天池冯仲华毕业后均为书坛骨干,其承前启后的意义自不待言。

1960年,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在宁创设“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沈与黄淬伯、丁吉甫积极参与其事,沈子善被公推为该会副主席。当时沈尹默在上海刊发了《书法漫谈》《学书丛语》《书法的今天和明天》等文章,书法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沈子善撰《中国的书法和印章》(载1961年第八期《雨花》)指出:“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字体)变迁的历史是一致的。由于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经过三千多年,虽然字体有许多次的变迁,但每一种字体 都有它在书法上的特点和美的表现,所以中国书法史与中国文字变迁史是分不开的。”“因此各种字体的衍变,一方面是实用的发展,一方面是艺术的发展……”这是对以汉字为依据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作了概括的阐述,今日读来依然有论有据,使人服唐。1969年2月,他病殁于南京五台山一号(南师教工宿舍)。他执教鞭四十余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书法理论家,沈子善 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具有继往开来之意义。

免责声明
隐私政策
用户协议
目录 22
0{{catalogNumber[index]}}. {{item.title}}
{{item.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