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宜章与广东毗连，工农运动迅速兴起。曾日三的许多同学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却依然抱着“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游离在社会活动之外。但是，由于他治学严谨，又无官吏习气，被推举为第一区学务委员。此时，他不顾父亲反对，支持妹妹素娥上县立女子学校，并承担她的全部费用。颇为革新气息。1927年5月，湖南发生马日事变。曾日三是个中间色彩的人物，在宜章教育界略有名气。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他，委他为县署督学官员，并裹胁他参加了国民党。

马日事变后，宜章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碕石村成为县委活动的中心，碕石承启小学校长吴汉杰掩护县委书记胡世俭在这里主持工作。中共碕石支部书记彭晒以挨户团团总名义，掌握了30多条快枪，吴仲廉和她的丈夫彭琦也是这个村的党员。他们配合朱德、陈毅的部队，发动了有名的湘南暴动。1928年1月12日，湘南暴动部队化装智取宜章县城。县长杨孝斌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县驻防，率县城头面人物出迎，被起义部队一网打尽。曾日三随县长出来作陪，亦被当场逮捕。次日，县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杨孝斌等死刑。吴仲廉将曾日三平日的表现介绍给朱德，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使他获释。

2月6日，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经吴仲廉的动员和教育，曾日三打消了顾虑，答应“帮共产党办事”，与受苦的工农群众站到一边来。他被介绍到县苏维埃主度毛科文那里，做编印宣传材料的工作。不久，彭晒、萧克领导的碕石独立营和陈东日、陈光领导的栗源农民武装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曾日三担任师部秘书。

1928年4月，曾日三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宁冈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宜章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曾日三为团部秘书。并由毛科文、胡少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粉碎湘赣之敌的“会剿”，第二十九团奉命夺取新七溪岭。枪支不够，曾日三腰揣两颗手榴弹，与吴仲廉等爬到前沿阵地喊话，瓦解敌军斗志。战斗中，他用缴到的枪支武装了自己。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利用湘南农军的乡土观念，鼓动第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被敌人打散。曾日三协助胡少海收拢残部，冲开一条血路，返回井冈山。由于第二十九团失去番号，他调到红四军军部任参谋。

12月11日，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日三与军直机关人员连夜搭了一个戏台，欢迎兄弟部队。他还邀张际春、吴汉杰等人，拜访了协助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老同学李灿。李灿拉住他的手说：“真想不到，昔日的白面书生也造反了!”不久，因彭琦牺牲，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的吴仲廉与曾日三结婚，在茨坪举行了婚礼。李灿送来了一条被面，朱德军长主婚，许多战友向他们祝贺，称赞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9年1月，毛泽东在白露村主持前委会议，决定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曾日三、吴仲廉这对新婚夫妇，冒着漫天风雪下井冈山，转战在“赣水苍茫闽水碧”的辽阔战场上。曾日三身上挂着几个墨水瓶行军，沿途以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写标语，出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吴仲廉能歌善舞，是红四军有名的文艺骨干。她在曾日三的协助下，编了许多动员青年参军和号召土地革命的歌词，配上地方小调，带领宣传队员到处演唱。红四军三次入闽，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武夷山脉飘扬。

1930年6月，曾日三随红一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支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8月，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镇合编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在原红四军军部的基础上组成的，曾日三为红一方面军总部负责文秘工作的参谋。不久，又调升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南瑞金成立，将中央苏区划分为江南、福建、粤赣、闽赣四个省，曾日三被派遣到福建省军区担任政委。

1932年3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曾日三领导福建省军区地方部队积极配合，夺取龙岩、漳州。特别是漳州一役，红军破城俘敌1600名，缴获飞机两架，赤色高潮震动东南。

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内战前线举行宁都起义，编为红五军团。为了加强这支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总部将原红一军团第三军调入。此时，曾日三到红三军，接替李涛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他上任不久，便随红五军团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酣战，与红三军政委朱瑞一道，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组织突击队。红三军能攻善战，夺乐昌，克宜黄，迫使敌军退守抚州、南城，大振了红五军团的军威。1933年2月，陈诚指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个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率红三、五军团打伏击，在黄陂歼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二人。红三军在此役中担负右翼出击任务，曾日三饮水卧雪，向潜伏的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战斗结束后，他要求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运动到草台冈，又歼敌第九师和第十师各一部。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沮丧，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9月，蒋介石以50万重兵“围剿”中央苏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的作战方针，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1934年1月，曾日三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不久，随军参加长征。

长征中，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曾日三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一起，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部队进入湖南境内后，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围追堵截，形势更加严重。敌人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打得异常艰苦。曾日三与战友们扼守东岸的每一个山头，挡住如潮的追兵，激战三昼夜，才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和辎重队伍渡过湘江。此时，八万红军已减员过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也因来不及过江，全军覆没。面对严重挫折，曾日三痛心疾首，对“左”倾冒险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左”倾错误领导在军事上一筹莫展，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去湘鄂川黔苏区的计划，部队于黎平转兵入黔。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的统治。遵义城头的霞光，使曾日三脸上的愁云为之一扫。他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陈云，连日向红五军团所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指战员精神振奋，坚决拥护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方针，高度机动灵活地活动在云贵高原上。

2、3月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接着又突破乌江天险，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兵临贵阳逼昆明，调动敌人保守中心城市。然后，红军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直趋金沙江畔。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在绞平度以南的石板河布防，掩护主力北渡。追敌受到节节抵抗，每天只能移动七八里。但是，红军人多船少，需九个昼夜才能渡完。曾日三与战友们在南岸坚持了五天，敌人兵力猛增，形势更加严重。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红五军团，偕同李卓然、曾日三等到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士气陡增。红五军团完成了阻击任务，总部首长表彰他们甘愿承担牺牲，保证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的实现。

入夏以后，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曾日三反复向全军团指战员宣传民族政策。接着，部队横渡金沙江，跨越泸定桥，翻过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作好过草地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曾日三带领政治工作人员和“通司”(藏语，即翻译)访问藏族群众，购买粮食。

8月6日举行的沙窝会议，中央决定组织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编作左路军前锋。因李卓然重作，曾日三代理政委职务。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克服困难，坚决北上，然后率部队踏上了茫茫草地。可是，进至噶曲河边时，眼看只有三天路程就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会合了，曾日三突然接到张国焘的电报，调红五军南返阿坝地区，曾日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率部队丛草地退回。返回途中，因粮食早已吃完，许多战士饿死在草地上。张国焘擅自决定率军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曾日三对此极为气愤。在张国焘召集的红五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当场与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抵制张国焘的命令。张国焘恼羞成怒，挑动少数受蒙蔽的人寻衅闹事，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他一方面要求部下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另一方面与董振堂、欧阳毅联名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写报告，反映情况。当时红五军的电台仍与进抵陕甘的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能够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告诉广大指战员。张国焘察觉此事，更加恼火，指责曾日三“造谣生事，扰乱军心”，没收了电报密码。从此，红五军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随后，张国焘又采取组织措施，将曾日三调出红五军，派往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由于曾日三老成持重、一身正气，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很快得到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率部向川康边界退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由于屡受挫折，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向西康东北部转移。1936年7月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坚决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曾日三和战友们第三次跋涉过泥泞的草地，9月初到达甘南。想到即将与红一方面军的战友重逢，他心情格外激动。可是不久，红九军接到命令，与红五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调往黄河以西。

10月底，西路军两万余人从靖远包河口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总指挥部随红九军在左翼行动，经五佛寺时，歼灭前来阻挡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骑五师，直奔古浪。古浪为河西走廊门户，历来为兵家争战之地。敌马元海部闻讯大惊，从后路包抄上来。曾日三留一支部队阻击，率主力进至城下，先派四个小红军入城送信，大意是：西路军要打通国际路线，请允许借路通过。但守敌残忍地杀害了送信的小红军，不肯让路。曾日三义愤填膺，下令攻城。守敌仅一个团，抵挡不住，弃城逃跑，红军攻占古浪。古浪两面临山，地势低洼，加上地震使城墙坍塌，易攻难守。军部将红二十五师配置西南制高点，红二十七师扼守东北山头，形成口袋形阵地。盘踞凉州(今武威)的马步青，率部争夺古浪。双方激战三昼夜。敌人以山炮击毁城防阵地，骑兵挥动明晃晃的马刀突入城内，军部机关许多女同志手无寸铁，被敌人马队劈砍践踏，血浆满地。曾日三与政季陈海松组织军部警卫连和交通队与敌人展开巷战，且战且走，幸得守城的红二十六师接应，方得脱险。

古浪激战，红九军阵亡2000将士，退据永昌城。西路军也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即从永昌至山丹绵延1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11月下旬，马步芳、马步青利用红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十个旅的人马，连续发动进攻，还轮番不断地用飞机和大炮轰炸红军阵地。红九军挫败敌军数十次攻击，坚守永昌达半月之久。

1937年1月，红五军攻占高台，但被敌马元海部两万余众围困，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人全部捐躯。红九军攻甘州(今张掖)未克，与红三十军到达临泽，屯驻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地处平川沙滩，居民稀散，分布方圆数里内。敌以六个步骑旅及民团武装七万人三面包围，将红军纵横分割成数十块。红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祁连山区。曾日三率红九军300余人随后，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西进。

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朔风肃杀。西路军仅存3000人的队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搀扶着伤病员，出入荒山野漠，一连50多天没有见到老百姓。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很难找到，生活比过雪山、草地时更艰难。曾日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下山找粮，都遇敌人马队忍痛而还，长征出发时，吴仲廉因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曾吴，被编入红军总部干部休养连，后随曾日三调入红九军，任军敌工部副部长。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身虚体弱的爱妻，根本无暇照顾。他考虑的是部队，是党交给自己的使命。当部队行至肃州(今酒泉)附近的梨园口时，突然与敌骑兵遇遭，陈海松不幸阵亡，总指挥部任命曾日三代理红九军政委。他临危受命，领导余部继续战斗。

走出嘉峪关，总指挥部于3月14日在祁连山口的石窝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去陕北，剩下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红三十军军长)各率一个支队，分左、右两翼西进，直属机关和伤病员、妇女编在第三支队，由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政委，钟立彬任政治部主任，带领200余人随后而行。

4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西，决定打下县城补充给养。敌军防守甚严，攻城未克，部队撤到红柳园子。敌人策马包抄上来，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走。情况紧急，不容多说，他简单地交待了几句：“你们顺着电线杆子的方向，往西北突围，再过两天就到新疆边境的星星峡了，那里有人接应!”说毕，转身带领一部分战士，利用残墙断坦作掩护，向敌人马队射击。突围的同志，后来会合左、右支队的800余人，安全抵达新疆。可是，曾日三始终没有归队。据最后冲出来的战士说，曾日三被敌人包围，子弹耗尽，为避免被俘受辱，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几个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时年33岁。他用自己的鲜血，为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写下了最后殷红的一笔，永远值得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