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往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研究者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变。

首先，是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观和 “文学事业”观的确立。沈雁冰说文学研究会“除了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主张”，文学研究会在“文学运动萌芽期”的主要作为，也是在“反对游戏的和消遣的文学观这方面尽了微薄的贡献”。这些话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社会功用或存在价值的一种新的共识，一种认定“新文学”事业的底线或“常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本就存在着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张力。《文学研究会宣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旧文学的游戏性的批判，从这一点看，文学研究会初期的文学观念，明显地倾向于“志于道”，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志于道”首先也是建立在以文学为一门独具特点的“艺术”的现代观念基础之上的。从王国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到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看上去像是倒退，其实各自所指颇有不同，所要纠正的偏颇也不相同。王国维“游戏”文学观的出现，针对的是往昔沉溺于“生活之欲”的世界，使人不得从种种利害的“桎梏”中解脱而出的生命现实，故而要求以审美的超功利性，寻获“纯粹无欲之我”的精神自由和解放，所看重的是“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一面。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针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自秦汉以来权势者对文人“倡优蓄之”，文人自己也不断沦于各种形式的自轻、自贱、自怜，或以文学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或以文学为一时的娱乐和消遣。针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文学研究会之反对“游戏”和“消遣”，实际上就是要它从“为人生”的使命担当中寻得新的存在价值。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正是从此中生出。与之相反的现实对应物，则是在今天已被中性地称为“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小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文学分类中总是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相对，而不将之与从语义上说更加匹配的“高雅文学”相对，追究历史的缘由，也正在这里。

其次，是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意识、“纯文学”观和工作伦理的建立。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人对这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历史性的改变。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尽管在一些观念的领域，已有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传统，但就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看，基本上还是以所谓“杂文学”观为主，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也多是兼通多面的人文学者。当文学研究会申明“文学的重要”，申明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并希求组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时，事实上已然将其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并因之孕生出一种在现代人的观念体系中更具基础意义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不同，这种意义上的所谓“纯文学”，主要的追求只是将文学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状态中分离出来，并将之纳入一种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构建起的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就此而言，一向明确反对将文学视作“游戏”与“消遣”，因而被看作“为艺术”的“纯文学”派的对立面的文学研究会，其实非但没有背离“纯文学”，反而正是通过将“文学”视作一种意义自足的事业，为它的现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这也正是现代早期一般文论中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的最大区别。

这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事实上为中国文学研究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学科意识或专业分野，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作伦理。《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一开始就将“相信文学的重要”列为发起研究会的主要原因，正与《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一语所包含的文学价值观相呼应。因为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非可有可无的“游戏”（非席勒意义上的游戏），所以“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同样相当丰富。在当时语境下，所谓“同劳农一样”，一方面表现了文学工作的平凡（与“平民文学”的主张相呼应）；但另一方面，只要想一想当时正响彻云霄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便知道这样的评价，就像在后来一段历史时期里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样，也是对文学的现实存在必要性及其崇高价值的再度申明。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研究争价值、争独立，甚而要将这一组织定位为“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作为“同业的联合”来谋求在将来“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中的意义，不但是要为（广义的）文学研究从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体制中找到一种定位，而且也是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主张必要的权益。

最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还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在视野及方法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文学研究会宣言》说“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需要应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者的鲜明特色之一。这些新方法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还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仅就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张及其后来的实践来看，暂可将之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文学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的融通。对于文学研究会名称中的“研究”二字，似乎很少有人做过认真讨论。文学研究会为何要以“研究”为名呢？细究起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这里无法展开细论，要说的只是，这一命名或许可以从下面这样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即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除了要从创作上显示实绩，还同样迫切地需要从文学观念和文学传统上阐明和宣传它的意义。那一时期的人们说到文学“研究”，往往也是包括了创作上的借鉴和创新的。而这所造成的，首先就是文学活动在介绍、整理与创作探索之间的一体性。也就是说，从事研究的，不一定都是做“学问”的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一定体现于学术性的论著，而更可体现于创作活动本身。对某种新思潮、新手法的吸收，本身就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一种结果，就此而言，那一代的作家，有许多的确是不着痕迹地“学者化”的；那一代的学者，有许多也曾对文学创作抱有十分积极的实践态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这种文学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的融通，也可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前期各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将文学研究会只看作一个创作团体的看法，不但造成了对这一社团性质的误认，甚而也导致错失了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机制及其现实困境的路径。而对这种现代文学曾经拥有的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上的融通性和一体性的认识，无疑也是我们反省今天的文学研究、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之得失的一个入口。

（二）通俗文学传统的发现与民间文学的发掘。谈到现代文学研究对“通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人们很容易就想到胡适。历史地看，胡适有关“活文学”“死文学”的论说，以及他对白话文学的重视，的确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若论这一思想的真正源头，恐怕仍然得追溯到文艺复兴及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欧洲文艺。中国学者接受这一思想，最早所受的恐怕也还是日本学者的影响。若就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成果来看，有关传统通俗文学以及更接近其“活态”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领域之一，而这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受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的影响和推动。作为新文学价值观核心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一类主张，推动后人选择研究对象时更倾向词曲、小说等诸多种类的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发端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但它的早期集大成之作，则无疑是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也同样与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刘大白、郑振铎、郭绍虞、胡愈之、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活动密切相关。而这些研究的展开，如本文后面还要谈到的那样，也一直构成文学研究会成员其后数十年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方法的应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带给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世界文学视野的获得与比较方法的应用。自近代以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一个重要侧面。从林纾、马君武、苏曼殊的翻译，到鲁迅提倡“摩罗诗力”、译介“域外小说”，介绍的同时就包括选择、鉴识、阐释，但这一切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行动，并获得与新的文学创作同步发展的意义，同样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有很大关系。《文学研究会宣言》说“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论是编辑刊物，还是出版丛书，都将介绍外国文学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研究会成员中，如耿济之、潘家洵、李青崖、梁宗岱、李健吾、黎烈文、谢六逸、傅东华、徐嘉瑞等，更是终身以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立业。至于像周作人对希腊罗马文学、日本文学的译介，沈雁冰对北欧神话和众多世界名著的译介，郑振铎之撰写《文学大纲》和发起编纂《世界文库》等大型文学丛书，不但在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参照系和问题视野。

（四）以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整理。文学研究会中的“研究”，包括广狭两义。广义的文学研究，可包举当时一切有关文学的认知、创造、批评活动，狭义的研究，则首先指向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的清理。“整理旧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工作目标之一。1922年10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51期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1923年1月《小说月报》第14卷1号刊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专栏。郑振铎表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6］这样的观点将文学创作和研究当作新文学运动的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显然比胡适后来所谓“捉妖打鬼”要积极得多。其后，1923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刊出《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征文启事，并陆续刊出不少中国文学研究文章，1927年6月专号正式推出，从作者队伍到文章内容，均可看作是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早期收获的一次集中检阅。

自觉地将文学出版与文学资料收集整理列为一项有建设意义的事业，也是文学研究会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的藏书传统，并不专重文学，更不以之为有计划的事业。近代以来的出版，虽然文学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就其意图看，商业性追求才是最大的动力。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出版和资料整理的意义则更为自觉。1921年郑振铎介绍“本会发起之经过”，就说其最初的动因只是想“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文学研究会宣言》第二条说到发起该会的缘由，也包括“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文学研究会简章》所列“事业”，包括：“（甲）研究（一）组织读书会（二）设立通信图书馆（乙）出版（一）刊行会报（二）编辑丛书”。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也的确在出版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以致1926年1月，沈雁冰回答刘思慕“文学研究会这团体代表什么”的问题时，干脆说“代表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不过，即便如此，限于这一组织实际上的松散状态，上述愿望的真正实现，仍然有待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概括说来，可以认为，伴随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它的主要特点，首先即在研究者试图打破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的状况，将文学研究建立在一种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现代认识之上，通过重新确认研究对象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赋予研究者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正当地位的同时，引导其树立必要的专业意识，同时也为这一事业的发展建立规划和整体性目标，在决定学术发展方向的诸多理论思想及方法上，为研究者个人行为提供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和帮助。当然，即便在“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文学研究事业之建立，也不能认为就是文学研究会一家之力促成的。但就以一种团体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文学观、事业观的确立而言，文学研究会在这一范式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而其后数十年该会成员在这一事业不同方向的实践与努力，更是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