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一生都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渐渐地蜕去了早期的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但是，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胸襟，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强劲的人格力量。

这一点，在杰出代表作《憩园》和《寒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巴金的很多优秀之作，都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都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也都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

正因如此，1983年，在获得法国荣誉勋章的仪式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这样评价道：“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

1990年，在第一次福冈亚洲文化奖———创作特别奖的颁奖仪式上，巴金的受奖理由曾这样写道：“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注视时代、历史，把自己的理想寓于作品中向人民倾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出后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严厉批判社会，同时真诚地批判自己。”而这，既是一个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品质，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伦理操守和卓越人格的代表。

感伤主义诗歌早在18世纪20年代末就已在英国初露端倪，但直到1768年斯泰恩的小说《感伤的旅行》问世，人们受该题目的启发，才将这一流派的名称“感伤主义”确定下来。感伤主义诗人摒弃古典主义诗风，反对古典主义诗歌的矫揉造作，否认理性的至高无上。相反，推崇人类的丰富情感。提倡诗歌创作应接近自然和现实生活，应以描绘自然和抒发情感作为诗歌的主要内容。汤姆生的《四季》之所以成为英国感伤主义诗歌的奠基之作，正是因为它最早从“烟雾弥漫的城市喧嚣”转向“怡人心脾的乡村景色”，从刻画抽象的人性转向描绘农民大众的简朴生活和日常劳作。感伤主义的代表诗人除了汤姆生，还有格雷、哥尔斯密司、库柏、杨格、克莱布、柯林斯等。触景生情、沉思冥想，满腔哀怨，寄情于物，或用如椽之笔描绘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恬淡充实（如汤姆生的《四季》）；或环绕生与死等“永恒的主题”低徊咏叹，情文并茂（如格雷的《墓园挽歌》）；或通过叙述家常琐事来倾诉纯朴的感情（如库柏的《我的玛丽》）。

感伤主义诗歌犹如一座桥梁横跨于18世纪古典主义诗歌和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之间，起着呈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衔接、过渡作用。这一流派的诗歌尽管在形式上还未完全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但在内容上已打破了古典主义诗歌的某些局限，从而在英国诗歌的发展进程上，不仅为18世纪前期的古典主义诗歌唱出了挽歌，还为另一诗歌高潮——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的到来吹响了号角。它“弃旧迎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走出城市，回归自然

德莱顿和蒲伯等古典主义诗人的创作素材往往局限于城市生活，他们多以伦敦等大城市的咖啡馆、俱乐部、客厅为背景，来描写上层社会的生活。而感伤主义诗人则把视野转向了乡村和大自然，转向了劳苦大众及其朴实的人性，崇尚回归自然。他们以大自然和农民作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或将自然景色与人的感受融为一体，或把大自然的“美”与社会上的“丑”相对比，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汤姆生在其《冬季》的序言中指出了这类题材的重大意义：“我不知道什么题材比大自然的业绩更能使人喜悦，更能引起诗的激情、哲学思考和道德情绪了。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丰富、美丽、豪放？这一切都能扩大并且激荡人的灵魂！”在他的长诗《四季》中，诗人歌咏了大自然的怡人景色和收获、钓鱼、剪羊毛等平常朴实的农民生活。而在描述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不幸事件时，诗人则流露出对农民深切的同情。

怀疑理性，崇尚感情

产生于启蒙运动内部的感伤主义诗人，一方面呼吁从精神上摆脱封建思想枷索，同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们开始对古典主义诗人推崇备至的理性感到不满与绝望，而将兴趣转向“人的情感”，提倡把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作为诗歌的“灵魂”。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强调感情至上，这既是对古典主义诗人极度崇尚理性的矫枉过正，同时也是对启蒙运动中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的深化。他们崇尚感情，侧重刻化人的内心世界，因而其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例如，杨格在其代表诗作《夜思》中，就是从抒发自己失妻丧女的悲痛之情出发描绘自然景色，以墓地为背景揭示诗人内心深处的哀伤。

面向下层，同情大众

德莱顿和蒲伯等古典主义诗人的创作多为启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迎合上层社会的精神需求，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而感伤主义诗人却面向下层社会，歌颂农民的“淳朴”，并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诗歌在形式和风格上或许还没完全摆脱古典主义的影响，可是他们的诗作却构成了一部记载劳动人民生活的史册。哥尔斯密司的《荒村》一诗即为很好的例证。在这首诗中，诗人描绘了圈地运动使农村陷于极度荒凉的悲惨图景：大片的乡村耕地被圈成放羊的牧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迫离开家乡，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诗人为农民的这些不幸遭遇而深感不平。他在谈到英国的地主和商人为了自己的利润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时，写道：“幸福的日子啊！一去不返！，贪利的手使农民远离故乡的茅屋！/……/那儿现在只有掠夺的势力/那儿一切埋葬在财富堆里。”

主题多样，体裁丰富

在读古典主义代表诗人蒲伯的作品时，虽叹服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但同时又会觉得他那些洗炼优雅的诗歌风格雷同，如出一辙，因此读多了难免会产生厌倦之感。而读感伤主义诗歌时，我们会惊叹于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会不时感受到一种古典主义所缺乏的浪漫气息。感伤主义诗人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应体现诗人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不是千篇一律地遵循那些既定的古典主义的模式或规则。他们的作品因诗人的性格、心境的不同而渲染出迥异的氛围，抒发了诗人各自内心世界不尽相同的情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主题思想。自然景色和人类情感，这两个遭到古典主义诗人冷落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主题，在感伤主义诗人笔下“起死回生”，得到大量的展示和宣扬，再次散发出其特有的魅力。同时，它们又打破了古典主义诗歌陈腐的内容和单调的形式，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到来推波助澜。在感伤主义诗人营造的意境中，读者的思绪随之跌宕起伏，少有枯燥单调之感。感伤主义诗歌的主题多种多样。有关于历史的，如格雷的《行吟诗人》，描述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屠杀威尔士诗人和歌手一事；有关于死亡的，如杨格的《夜思》；有关于友谊的，如库柏的《我的玛丽》，赞颂了玛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犹如自己的“第二母亲”：有赞美大自然景观的，如柯林斯的《黄昏颂》。感伤主义诗歌不仅主题多样，而且体裁丰富。格雷的《墓园挽歌》和柯林斯的《咏汤姆生之死》都是采用了“哀歌”的体裁：格雷在收集古代北欧人质朴而热烈的原始浪漫主义诗歌过程中，写了两首有关挪威英雄传奇的诗《不幸的姐妹》和《奥丁的衰落》；格雷在《行吟诗人》和《诗的进程》中用了古典的“颂歌”体；汤姆生的《惰巫堡》是一首“浪漫寓言”诗，等等。感伤主义诗歌内容广泛，从对普通物件的描写（如库柏在《任务》中由“沙发”引发自己的思绪）到像“诗史”或“民族诗”这样的严肃话题（如格雷的《诗的进程》和汤姆生的英国民族诗《统治吧，不列颠》）在感伤主义诗歌中都有所涉及。感伤主义诗歌以抒发伤感情怀为主，但其中也 不乏幽默之作，如库柏的《约翰·吉尔平趣史》就是一首幽默诙谐的诗。

韵律活泼，语言清新

有些感伤主义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继续沿用了古典主义“英雄双行体”的模式。而大多数感伤主义诗人则渐渐感到“英雄双行体”人工雕琢气味太浓，缺乏一定的迂回余地，常常会抑制感情的自然抒发。于是他们开始竭力摆脱蒲伯那“挺胸直背，昂首阔步”的英雄双行体，或在原有的基础上革新“双行体”，或争相效仿先前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大师的创作风格，甚至从他们的作品中“寻章摘句”，于是，古民谣体渐占上风，白体无韵诗也开始重领风骚。杨格称之为“不曾堕落，无人咒骂的诗体，现在又重新被承认并被纳入无神的真语言了”。林斯的《黄昏颂》就是一首无韵诗，此诗句式工整优美，如果用韵脚来增强其韵律，则无疑是画蛇添足之败笔。另外，斯宾塞诗节又复兴于汤姆生的《惰巫堡》一诗中，而“十四行诗”则被库柏在《致玛丽·昂温》中启用。大多数感伤主义诗人认为诗歌应有其独特的语言，优雅而不雕琢，流畅而不松散，明晰但有余味，音韵和谐但不单调。在这方面，库柏更接近于浪漫主义诗歌风格，他主张诗歌语言要力求朴素率直，接近口语。但由于感伤主义脱胎于古典主义，所以在少数感伤主义诗人的作品中，仍有着大量古典主义所推崇的精确诗句和过度润饰，且未能摆脱古典主义诗歌抽象性的影响。例如，在格雷的《墓园挽歌》中，多次出现了将抽象名词人格化的现象。

正是由于感伤主义诗歌具有以上这些特点，它才得以在英国诗史上自成一派，从而确立了它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感伤主义诗歌源于古典主义诗歌，且为浪漫主义诗歌谱写了前奏曲。因而感伤主义诗人有时亦被称为穿着古典主义外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回归自然，崇尚情感”的创作要旨预示了华兹华斯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所下的定义“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感伤主义诗歌是英国诗歌历史长河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分流，可以说它为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自然过渡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理应在英国诗史上占有毋庸置疑的一席之地。尽管有些感伤主义诗歌表现出病态的自怨自艾以及感伤颓废的情调，但是仍不乏传世之作，如格雷的《墓园挽歌》常被誉为英国18世纪、甚至英国历来诗歌中最好的一首，堪称“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