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2月12日黄昏，巴黎的特米纽斯咖啡馆里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正在欣赏交响乐演奏，突然音乐声停止。一个巨大的火球吞没了目之所及的一切。当幸存者清醒过来，他们周围到处是尸体，有人身上着火，有人在尖叫在狂奔。这场血案的制造者是年仅20岁的法国会计师埃米尔·亨利。他把一个炸弹装在金属饭盒里，扔进正在演奏的交响乐团。这并非他的第一次袭击：几个月前，他炸毁了一间警察局，杀死5人，然后平静地回到他的书桌前，继续账目演算。

但是，这是第一次由个人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说：“那一天，普通人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是，亨利并非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后来生活要靠他富裕的姑姑来接济。总体上说，他是个敏感的人，周围的残忍让他震惊。他声称自己的行为最终是为了拯救生命：他谋杀的动机是出于怜悯。

亨利生活的巴黎是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只需步行15分钟，就能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走到贫民窟，看到随时有婴儿死于肺结核。这种强烈的分化震撼了他的灵魂：他受的是富人的教育，后来的生活却日益贫困。

1848年，埃米尔的父亲富尔顿·亨利从中产阶级家庭逃跑，加入了巴黎革命。那时他年仅16岁。1871年，革命者控制巴黎后，富尔顿成了一位群众领袖。后来政府军队重新占领巴黎，屠杀了2.5万革命者。富尔顿被判处死刑，后逃亡西班牙。埃米尔·亨利在那里出生，他听着法国政府如何残酷镇压自由的故事长大。这个孩子把政府视为邪恶势力，在西班牙政府没收他们的家庭财产以惩罚他父亲的政治立场之后，这种仇恨更加深刻。他的父亲被迫在肮脏的工厂里工作，最后因水银中毒死去，那时埃米尔只有10岁。

亨利的母亲被迫向富有的亲戚乞求帮助，亨利得以进入巴黎最好的学校。他成绩优异，长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依靠工程师学徒的微薄薪水，他依然只能住在贫民窟里，周围众多年轻生命因贫困夭折，让他深受触动。贫穷的大众没有政治发言权，甚至没有足够维生的食物：1/4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死亡。

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想要消失，让自己烟消云散，这样才能避开那无穷无尽让人窒息让人心碎的苦难。”他认为，富有的巴黎充满“骗局”，“只有卑躬屈节者才能在豪门宴会上得到一席之地……富人们掌控一切，不但剥夺其他阶级维生的资源，还剥夺他们的思想。”

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向暴政发展——征收重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与此对应的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掀起，它的目的就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

“无政府主义者”一词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1840年，一位叫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法国外省印刷工助手却自封无政府主义者，并引以为傲。他说，假如解散政府，人们将自发组织成和平的民主社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需警察、法律和税收。政府倚仗它的工具、暴力和高压政策让人腐化。取消国家机器，将恢复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天然秩序。换而言之，法律是暴政；私有权是窃贼。

在不合理的社会中，脆弱的穷人经常被剥削致死，不亚于集体屠杀。一位从小在有毒工厂里当童工的陶瓷工人因为职业病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受诅咒的社会，你要对我的病负责。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可以让自己变成正义斗士，一个复仇者，为你们的社会所屠杀的无数生命而复仇，为那些曾经反抗过、被监禁、被折磨、被清除的人复仇。资产阶级……我想要说服自己，至少得有人为我的死负责。”这位可怜的工人没有留下名字，历史学家只知道他的姓名缩写：M L.

在埃米尔·亨利看来，无政府主义理论很有说服力。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姑姑的施舍——回报以热情的感谢信——转过身来，诅咒邪恶的资产阶级。接到参加征兵抽签（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被征召入伍）的命令后，他不愿冒险，逃跑了。在逃跑途中，他听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演讲，许多人主张只有“实质的宣传手段”才能让理论变成现实。针对政府和公众的暴力事件将让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权力只是一种幻觉，从而煽动大众起义。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称之为“寻常谋杀”。但是法国社会形势的发展让亨利的思想日益接近那些暴怒的激进分子：矿工罢工被血腥镇压，富人变得更富。他写道：“整个资产阶级靠剥削不幸者维生，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负责。”

亨利在爆炸现场被抓捕。他说自己只有一个遗憾：他没能干掉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炸弹，他会毫不犹豫炸掉整个巴黎。只有在废墟中，一个公平的社会才能诞生。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有人会说你的儿子是一个罪犯，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话。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让所有有良心的人无法生存的家伙，是那些维护这个人人受苦受难的社会的人。”

21岁的亨利被处以死刑，他死后，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报复性爆炸震动了巴黎。一位叫奥古斯特·瓦兰特的复仇者宣称：“我们不会放过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们所爱的女人和孩子。那些在郊外慢慢死于贫血症的孩子，那些在你们的工厂里为每天40分的工钱而劳累致死的女工，那些被你们没日没夜剥削，变成工作机器的男人，那些被你们压榨干了赶到大街上的老人，难道他们就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吗？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更多的人……但你们永远无法终结暴乱反抗。它的根太深，它诞生于一个分崩离析的腐烂社会。它无处不在，最终将消灭你们。”

埃米尔·亨利只是一支自发的反叛大军中的一员。他们相信他们能够终结政府，开创一个绝对自由的新时代。两个历史巧合，让他们的袭击成为可能：一是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发展；二是甘油炸药的发明。1866年，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这种便于携带，便于制作的炸药。它迅速在世界各地的矿山和建筑工地传播开来。一个矮小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它改变世界政治的潜力。

约翰·莫斯特是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的书本装订工。童年时一次失败的手术造成他的下巴异常凸起，为了掩饰，他留一口蓬乱的红色大胡子，结果更加引人注目。莫斯特把自己的屈辱变成正义追求——至少最初是这样。他离家出走，来到巴黎，因为参加争取平民投票权的运动，他被投入监狱。他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出狱后，他凭借这一主张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是不久，普鲁士王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发动清洗左派的运动，莫斯特不得不再次逃亡。

清洗运动摧毁了莫斯特的初步改革信仰。他开始认为，现行体制只有在被炸烂后才能改变。就在此时，他意识到，欧洲和美洲的工厂内遍布炸药，就掌握在普通工人手中。甘油炸药的操作无需专家；它能被装进口袋里；杀伤力巨大。他宣布：“正如火药和步枪从地球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一样，炸药力量将摧毁资本主义统治。让炸药的火光包围世界！”

莫斯特从一个国家游历到另一个国家，号召工人拿起他们的炸药，用于对付剥削他们，强迫他们为微薄工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老板。他成为奥西彭的原型。奥西彭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使》中的流亡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去哪里都在自己身上绑一个炸弹，准备在遭遇围捕时和警察同归于尽。他吹嘘说，他的敌人“依靠生命，而我依靠死亡，死亡是没有局限，没有弱点的。我的优势显而易见。”

莫斯特在美国招募到很多同伴。当他登上那片新大陆时，每年有3 .5万名美国工人因工厂事故死亡。每当工人联合罢工，必然遭到警察残酷镇压。2%的富人控制全美60%的财富，政客和警察全部唯富人马首是瞻。

莫斯特最狂热的信徒是一位来自犹他州的嗜酒的牛仔海伍德，他总是戴着牛仔帽，人称“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童年在一个又一个的采矿小镇度过，9岁时，他在一次机械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15岁时，他大部分时间多在地下背矿石，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伴被岩石压死或者被炸成碎片。在描绘典型的采矿城镇时，他这样写道：“人们呼吸的是铜、吃的是铜、穿的是铜、一切都被铜所包围……许多矿工因为接触有毒的水，得了溃烂铜疮。人的生命是这个大铜矿上最廉价的副产品。”

在接连目睹国家机器对普通人的残酷镇压后，大个子比尔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他发动了一次罢工，政府派出军队，围捕了1000名矿工，把他们关进带铁丝网的牲口栏里，关押了7个月。警察局头头公开说，“让宪法见鬼去！”他们称之为“美国的巴士底狱”。

对他而言，阶级斗争并非一个空洞概念，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大资本家杰伊·古尔德公开夸耀说：“我可以雇一半的工人去杀掉另外一半。”于是，1907年，愤怒的海伍德把爱达荷州州长弗兰克·斯图伦伯格炸上了天。他的审判是当年最大的新闻。他的辩护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达罗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呼吁法官“不要和华尔街的蜘蛛为伍，要和用双手劳动的人民站在一起……这些人在工厂、作坊和暗无天日的地下辛苦劳动。我在这里要说，这些劳工组织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们代表了每条仁慈的法律。我不在乎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错——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大的罪——我只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正义的。”

这次审判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深得广泛同情。海伍德被宣告无罪，成为美国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号召民众抵制兵役，他被判处20年徒刑，被迫逃离美国。他逃到苏联，发现那里也并非“天堂”，最后酗酒致死。

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暴力运动的一小部分。他们对政客的袭击相当成功。1881年，3名年轻人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乘坐的马车扔炸弹，杀死了沙皇和几名围观群众。1901年，一名叫弗兰克·乔尔戈什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布法罗混入人群，等待和到访总统麦金利握手，然后狠狠刺中他的腹部。（麦金利遇刺身亡后，西奥多·罗斯福继任，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笃信帝国侵略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总统。）但是，无政府主义狂热分子的袭击目标逐渐地转向平民——这是他们和今天的恐怖分子相似的地方。

一个多世纪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同样袭击平民的圣战者是否有任何联系？《内部敌人》的制片人乔·布尔曼找到一些伦敦地铁爆炸案穆斯林青年凶手，让他们阅读1个世纪前，对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记录，他们表现出高度认同。亚当·穆努瓦说，“虽然这东西写于100年前，但它记录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发生在我们穆斯林身上。”穆罕默德·拉曼说：“无政府主义一直被描绘成疯狂、血腥的教条——却闭口不提它的原则、它的理想。它的主张深入我心。这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的恐怖分子都不清楚，当炸弹的硝烟散去之后世界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浪漫但模糊的：消灭国家和伊斯兰王国都是缥缈的梦想。但在这些观念差异之下，两者有着深层的结构共性。

两群人都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正义的，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目睹的非法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镇压巴黎公社、1886年芝加哥干草炸弹事件后对无辜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是不能容忍的政府暴行。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敌人暴行体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美国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杀戮出于对这些暴行的受害者的同情，是正义复仇。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写道：“有人说，仇恨不能产生爱，我的回答是，爱，人类的爱经常会衍生仇恨。”

他们说袭击的目的是让富有的西方国家品尝一下他们的人民曾经的感受，这是他们自诩正义的理由。奇怪的是，两场相隔一个世纪的运动中，多数暴力分子都来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埃米尔·亨利和穆罕默德·阿塔（“9·11”恐怖袭击头目）都是工程师，都热爱数学，认为在数字的世界里可以找到让他们平静的纯净、秩序和理性，是逃避这个混乱现实世界的避风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领袖——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都是俄罗斯贵族。而乌萨马·本·拉丹是沙特亿万富翁之子。（值得一提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反对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他们抛弃财富和特权，与下层受欺压阶层为伍，号召为弱者的生存而战。

两波暴力运动都发生在世界权力格局大变动之后。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是对欧洲单一民族国家兴起的暴力反应；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势力入侵海外的反击。新的通信网络使这些反应成为可能：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航运革命和电报使跨越大洲的行动变得更快更自由：一个在国家之间快速移动的真正的国际性网络首次建立起来。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互联网可以让思想和计划瞬间传遍全球：托拉博拉（阿富汗山区）和曼哈顿的协同作战突然成为可能。

因为这一原因两场运动都波及了移民，被冲击的人远超过那些真正施行暴力的人。在一小群犹太移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炸弹袭击后，伦敦掀起了反对犹太移民的热潮。1911年《每日邮报》一篇专栏文章叫嚣说：“在怀特查普区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对于这些人根本无从了解。在阿尔德盖特区以东的外国移民区，英国警察反倒成了外国人……我们不能继续让这些欧洲的垃圾再来到这里。”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当政府对暴力袭击作出回应时，一开始他们都会犯矫枉过正的错误，让暴力运动火上浇油，让无辜人民死伤更多。

几乎在每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后紧接着是强大的对公民自由的践踏。1920年9月16日华尔街遭遇炸弹袭击，3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报童。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地驱逐“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很多信奉和平主义的左翼人士。背后的主脑是一名叫埃德加·J·胡佛的年轻人，后来他当上联邦调查局头头，又把“宁可错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清洗策略运用到冷战中。美国国会破天荒地宣布了“非美”言论标准，任何人宣扬无政府主义——无论立场多么平和——都将被扣上“协助”袭击的罪名。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讨论了几句无政府主义，就招致牢狱之灾。

也有少数理智的声音，但都被最初的歇斯底里淹没。联邦法官乔治·W·安德森说，司法部正在“犯罪”，而主谋就是那些负责执行国家法律的人。司法部长弗朗西斯·费希尔·凯文辞职以示抗议，他警告说，“警察对数量众多个体的镇压通常是不明智的，很容易导致不公正。”

总统委员会警告说，如此不明是非的镇压只会给人口实，让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警察国家的警告显得如此具有预见性。在那些目睹警察暴力的青年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是如此正确——暴力方反抗果然是必要的。这个委员会还提出，正确的做法是找到引起暴力的结构性原因，予以纠正：“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人们是否在这个国家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应得的部分？答案是，绝对没有……贯穿人类历史长河，当一群人被无理地剥夺权利之后，反抗不可避免。暴力是抗议不公的自然形式。”

但是，没有人想要听这些论证。公众和政客想要报复。一些国家政府，比如法国利用这个机会，镇压所有左翼的反抗。胡佛调动了一批特工伪造华尔街爆炸案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从而让针对苏联的敌意合法化。

最终，美国人民恢复了理智，选择了一个更冷静看待威胁的总统。总统沃伦·哈丁说：“在这个国家确实有一些政府敌人。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数量被极端夸大。”

那些镇压手段最残忍的国家反而引发了最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而那些反应较为温和的国家很快看到了这一运动的自我消亡。约翰·梅里曼教授在《炸药俱乐部》一书中很客观全面地描绘了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他解释说：“在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被无政府主义者加埃塔诺·布雷西暗杀后，意大利政府的反应合理而有节制。这让暴力运动失去了口实和动力。与此同时，西班牙发起大规模残暴镇压，引起欧洲最激烈的无政府运动。后来，当政府高压镇压停止后，暴力袭击也偃旗息鼓。我并非现代恐怖主义专家，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似乎显而易见。”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运动开始消亡，到30年代，彻底结束。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多数历史学家提出几个因素。在最初的政府镇压之后，公民权利得到改善——让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失去说服力；对普通无辜民众的袭击引起广大公众对无政府主义的反感：1892年，一名年轻人在格林威治公园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在伦敦西区，他的棺材被工人阶级的民众扔石头。无政府主义者自身的极端残忍让他们日益不得人心，再也招募不到新鲜血液。

同样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尖锐阶级冲突慢慢被改革解决。工会最终合法化，工会的许多要求一个个得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伤害赔偿。工作环境不再原始恶劣——暴力反抗也逐渐消退。这些改变远远没有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但是他们逐步地夺走了这一运动的支持者。

同样的策略是否能够用于对付今天的恐怖主义？暴力无政府主义死亡的教训说明，盲目镇压他们或者反过来委曲求全满足他们的要求都不可行。答案是逐步改革，平息他们的部分——并非全部——愤怒。显然，极端分子的一些要求无法满足：我们不能如他们所愿限制妇女的权利，也不能消灭同性恋者，或者剥夺公开讨论宗教的自由。但是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

当针对工人和穷人的暴行停止后，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也接着消失。停止世界范围对穆斯林的暴行将会达到类似效果。首先，我们必须解除对石油的依赖，这样就不必再卷入穆斯林国家的石油争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刑讯逼供（虽然这也许是一些“盟国”惯用的手段。）敦促达成巴勒斯坦和平，而不是为战争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资金。当然，对于圣战信徒而言，这远远不够——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他们将发现，他们的群众基础逐渐瓦解。

埃米尔·亨利、约翰·莫斯特和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鬼魂就在我们面前，手里还握着点燃的炸弹。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犯相同的错误，或者这一次，我们学会了灭火的正确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小型先进武器装备（如自动武器和小型电动引爆炸药等）的出现，不仅为恐怖主义者提供了方便的联络手段，而且为其提供了新的机动性和破坏效果。在这种便利的条件下，恐怖主义已非常普遍地成为某些个人或团体图谋动摇或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手段。

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以及高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破坏性和震撼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虽然恐怖主义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在国际反恐斗争的严厉打击下日趋减小。仍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显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反恐斗争仍是一项十分复杂、长期、艰巨的任务。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一)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还体现在政府难以给予“受害群体”全面保护而防范这种袭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护要人一样地保护起来，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设施都像保护使领馆、军事基地、政府办公驻地一样地安装各种防恐设备。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与各国军队相比是“弱者”，但与它们袭击对象相比则是“强者”。因此，我们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不能仅仅因其人员的减少而放松警惕。

(二)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人们更加警觉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开放，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恐怖分子得到制造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制造材料的途径与方式也越来越多，亟需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三)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

为防范恐怖袭击，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安保措施。这不仅使得人们工作生活的各种快捷途径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现二，直接对经济构成冲击。2001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不仅已在该岛的游客匆匆离去，而且去该岛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事发第二天，印尼股市开盘，综合指数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国纽约在其地标性建筑物——100多层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被两架被劫民航客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同时，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美国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一时间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间接影响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四)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换言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承担恐怖风险与反恐成本。

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高科技时代到来的特定产物，到2006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就已经达到了10.8亿户。互联网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捷，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危害，是一把名符其实的双刃剑。其中网络恐怖主义就是其典型代表。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信息时代恐怖主义发展的新领域，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国家安全的新的全球性问题，是恐怖主义向信息技术领域扩张的特殊产物。因而，如何应对网络恐怖主义产生的危害，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科学认识恐怖主义和有效开展反恐斗争，必须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任何国家、民族和公民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对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于恐怖主义，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何物，出于何种原由，以何种形式而发生，都必须坚决谴责与反对。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事业，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较量，而决不能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划线，决不能指向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任何文明，必须坚决反对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或文明挂钩。

第二，全球社会都必须科学认识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充分认识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与恐怖主义进行恰如其分的不懈斗争。恐怖主义是一种畸形的政治或社会现象，是一种不对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是现实世界各种利益矛盾尖锐化或畸形化的产物，具有相当的顽固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反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不但要从政治的高度致力于解决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而且要讲究斗争策略，一手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一手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宣传活动，想办法削弱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怖气氛；必须科学评估恐怖主义的客观危害，既要充分认识恐怖主义的严重危害，防止低估恐怖主义的威胁，避免麻痹松懈、掉以轻心，又要理性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防止夸大恐怖主义的危害，避免反应过度、草木皆兵。简言之，既要重视重视恐怖主义，又要藐视恐怖主义。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当然，恐怖分子的年龄也不总是不断下降。随着宗教极端主义与极右思潮的泛滥，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人甚至老年人卷入恐怖主义活动。未来的恐怖分子在继续保持年轻化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大龄化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说，当代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大多是男性的未婚成员。据专家研究发现，恐怖组织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男性，80%以上的重大恐怖活动都是由男性恐怖分子指挥、领导和实施的。以美国为例，其国内的恐怖分子，男性占85%。但是，有的恐怖组织，其女性成员远超过20%，如联邦德国'红军派'女性的比例高达近50%。就婚姻状况而言，世界上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未婚的。例如，据研究，欧洲、中东、亚洲的恐怖分子，未婚成员的比例高达75%～80%。

但是，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相比，女性成员在恐怖组织中的比例还是相当突出的。有的恐怖组织中女性成员包括已婚的不但在数量上不少，而且甚至担任了主要的领导职务。例如，联邦德国的'红军派'和'六月二日运动'和意大利恐怖组织的女性成员似乎是个例外。她们在所有部门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具体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实施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例如，'红军派'的行动成员中，女性占1/3；而意大利的女恐怖分子则有73%是处在活跃（骨干）分子或领导岗位上，她们还常与其他恐怖分子结婚。据称，女恐怖分子甚至往往比男性恐怖分子更加强硬、更加狂热、更加忠诚、更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服务期更长。

早期的心理学家试图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探讨个体的暴力及反社会行为，把行为看成是病理性的，是缺陷基因或先天人格缺陷造成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了“权威人格综合症”这个概念，试图解释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行为。但是这种研究倾向遭到现代很多心理学家的反对，因为恐怖主义并不单纯地宣泄暴力，它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恐怖分子是极端目标定向的。然而即便恐怖分子不是变态人格者，即他们在人格上与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恐怖分子的人格构成还是具有一些共性。有学者总结出了恐怖分子的几个共同特质：（1）有较高的智能；（2）压抑感；（3）冒险敢为；（4）狂热性。

另外一个心理特质是“压力寻求”。恐怖主义不同于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暴力性，也在于它能够制造压力的特点。恐怖主义之所以对有些人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够带来生理上的危险性。恐怖分子更喜欢能够提高情绪紧张和机体激活的行为。压力寻求者会迫使自己完成越来越难的行动。压力寻求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主义的压力寻求者，这种人不屑于做一个追随者，他们的注意力在于自我陶醉的时刻。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一般情况下是这种类型的压力寻求者；另一种是团体压力寻求者，这种人希望在团体中抛弃自我。这种类型的压力寻求者认同团体，把自己完全融于集体人格之中。恐怖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基本上是这种类型的压力寻求者。

——恐怖分子为何会做出残忍的、攻击性的暴力行为？

恐怖分子为何做出残忍的、攻击性的暴力行为？早期的心理学理论在解释这些行为时提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观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是人类天生的本能。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二者会寻求一个内在的平衡。暴力被认为是把自我的“死的本能”转置到他人身上。这种理论对恐怖主义动机的基本观点是：（1）恐怖主义的动机是无意识的，而且来源于对父母的敌意；（2）恐怖主义是儿童早期被虐待的产物。实际上，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恐怖主义，就是来自于儿子反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恐怖主义根源于儿童时期的被虐待的经历。

在心理学领域，另外一个解释人类暴力行为的理论是挫折——攻击理论。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是解释人类暴力行为的主要理论。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1）攻击行为是由挫折引起的；（2）挫折总是会产生攻击。但是，后来的实证研究显示，挫折并不导致攻击行为。例如，有时也会导致解决问题行为、依赖行为等；而且在没有挫折的情况下，攻击行为也会发生。

早期心理学在解释恐怖主义时，还关注过心理动力学的自恋症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恐怖分子的人格是病态性自恋，从而产生了意义损坏的自我。病理学自恋的本质是对自我的过高估计，以及对他人的低估，从而忽视他人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攻击性的暴力行为。政治学家潘思婷对此理论十分推崇，他认为：“心理分析的自恋概念是关于政治恐怖主义人际逻辑的最完整的、最令人满意的理论。”

总的来说，恐怖分子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甚至组织内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变化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恐怖分子中间，至少存在以下4种类型的动机：（1）获得行动机会；（2）归属需要；（3）对社会地位的期望；（4）物质奖励的获得。因此，在理解恐怖分子动机时，三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不公平感：不公平感被认为是理解恐怖主义暴力的中心因素。罗斯认为这种委屈感是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冤屈可能来自于经济、宗教、种族、法律、政治、信仰或社会等方面。(2)身份认同。根据英国学者布卢姆的观点，为求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体都有一股内在的冲动去“内在化”。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恐怖组织的成员身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身份的意义。（3）归属需要：对于潜在的恐怖分子而言，其加入恐怖组织的心理动机是巨大的归属需要。很多变成积极恐怖分子的个体，最初吸引他们的通常是团队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暴力。

——恐怖组织如何使人们破除禁忌，走向恐怖暴力之路？

仅仅从个体水平上来解释恐怖行为及恐怖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每个物种内部的相互之间的杀戮都存在着天然的禁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突破禁忌而大开杀戒，做出残忍的恐怖主义行为呢？恐怖主义分子不是独行刺客，他们的活动是以团体组织为中心的。正是团体的社会心理效应使正常的人们变得疯狂、残忍。社会心理学家曾提出两个著名的理论解释恐怖组织是如何使人们破除禁忌，走向恐怖暴力之路。一个是去个性化理论，另一个是道德脱离理论。

去个性化又叫个性消失，意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很明显，恐怖主义组织是在极端的外部威胁和压力下生存的。当人们到了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组织的团结性就会极大的提高。组织成员就会更加服从，避免违背组织规范行为。而且，在团结和一致的压力下，成员之间自然形成很强的情感关系，成员之间会形成很深的依赖关系。而且由于这种组织与外部世界的隔离性，大部分信息交流来自团体内部，外部世界的信息也经过了团体的过滤。这样很容易使成员去个性化，把敌人看得更加有敌意。

道德脱离理论是说，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会逐渐掌握一些道德准则。当人际控制能力发展起来后，人们就会用约束力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克制那些违背他们道德标准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自我谴责。然而，自我约束也能够有选择地被“激活和脱离”，使之有利于那些违背自己道德标准的行为。他把这种打破行为障碍的过程称之为“道德脱离”，通过以下过程完成：（1）道德辩护：恐怖分子通常会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这种辩护可能是恐怖分子直接进行辩护，也可以从团体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辩护。（2）责备受害者：恐怖分子通常控诉自己的敌人或对手给自己造成的冤屈和不公。敌人或对手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罪有应得。（3）丑化受害者：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很难对一个被自己认同的人实施残忍的行为，但是对一个被诬蔑的或客体化的人则可以。因此，对非人性的“敌人”实施恐怖的、残忍的暴行，在他们看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2011年2 月9日，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宣布，当前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拉登，而是具有美国与也门双重国籍的恐怖分子奥拉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在国会作证 时说，奥拉基是盘踞在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头目，他通过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数百名“圣战”分子，让美国面临着“9·11”事件以后最大的恐怖威胁。

公安部2011年4月5日发布公告，下列6人为恐怖活动人员，同时决定对其资金及其他资产依法予以冻结：1.努尔麦麦提·麦麦提敏；2.阿布都克尤木·库尔班；3.帕如哈·吐尔逊；4.吐送江·艾比布拉；5.努尔麦麦提·热西提；6.麦麦提依明·努尔麦麦提。

公安部介绍，这次公布第三批认定的恐怖活动人员名单，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进行。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反恐怖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267号、1373号、1456号、1624号等反恐决议。

巴基斯坦日前驱逐了5名在巴国境内不同地区被捕的中国人。报道称，他们被驱逐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此前巴方曾将多名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恐怖分子引渡给中国。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2日，巴基斯坦反恐部门发言人称，巴反恐部门在旁遮普省多地展开反恐行动，共逮捕了22名恐怖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班牙国内即面临“自由祖国巴斯克（BasqueFatherland and Liberty）”的反恐战斗，简称“埃塔”（ETA）。巴斯克是位於西班牙与法国两国边境的自治省，当地居民诉求独立并采取暴力行动以达此目的。因此，法西两国共同合作来打击边境巴斯克恐怖分子。长期以来，西班牙只有国内的“埃塔”恐怖组织势力，但“9·11”之后，又增加了几个与“基地组织（Al-Qaida）”有某种程度关联的伊斯兰“圣战Jihad”组织。叙利亚裔西班牙人，伊马德．亚卡斯为“基地组织”西班牙分支头目，涉嫌参与了2004年3月11日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连环列车爆炸案的“3·11”恐怖袭击，他连同24名“基地”组织恐怖嫌疑犯在西班牙接受审判，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恐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