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衍曾于公元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

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

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嘛。”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典型例子。

2、秦统一六国的远交近攻

远交近攻　yuǎn jiāo jìn gōng

【解 释】 先和距离远的国家交朋友，进攻邻近的国家。本是战国时范雎为秦国采用的一种外交策略，秦国用它达到了并吞六国、建立统一王朝的目的。后亦指待人、处世的一种手段。

【英语翻译】befriending the distant enemy while attacking a nearby enemy

【出 处】 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三》：“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用 法】 联合式；作主语、定语、宾语；用于战争等

【示 例】 张恨水《金粉世家》第24回：“～一家连竹阵，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三十六计】

形禁势格①，利从近取，害以远隔②。上火下泽③。

【注释】

①形禁势格：禁，禁止。格，阻碍。句意为受到地势的限制和阻碍。

②利从近取，害以远隔：句意为，先攻取就近的敌人有利，越过近敌先去攻取远隔之敌是有害的。

③上火下泽：语出《易经·睽》卦。睽，卦名。本卦为异卦相叠（兑下离上）。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兑为泽。上离下泽，是水火相克，水火相克则又可相生，循环无穷。又“睽”，乘违，即矛盾。本卦《象》辞：“上火下泽，睽。”意为上火下泽，两相离违、矛盾。

此计运用“上火下泽”相互离违的道理，说明采取“远交近攻”的不同做法，使敌相互矛盾、离违，而我正好各个击破。

【按语】

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腑。范雎之谋，为地理之定则，其理甚明。

【解析】

远交近攻的谋略，不只是军事上的谋略，它实际上更多指总司令部甚至国家最高领导者采取的政治战略。大棒和橄揽枝，相互配合运用，不使乱与自己的近邻结盟。对邻国则挥舞大捧，把它消灭。如果和邻国结交，恐怕变乱会在近处发生。其实，从长远看，所谓远交，也决不可能是长期和好。消灭近邻之后，远交之国也就成了近邻，新一轮的征伐也是不可避免的。

远交近攻，语出《战国策．秦策》：范雎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是范雎说服秦王的一句名言。远交近攻，是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各个击破，结交远离自己的国家而先攻打邻国的战略性谋略。

当实现军事目标的企图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时，应先攻取就近的敌人，而不能越过近敌去打远离自己的敌人。为了防止敌方结盟，要千方百计去分化敌人，各个击破。消灭了近敌之后，“远交”的国家又成为新的攻击对象了。“远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而采用的外交诱骗。

战国末期，七雄争霸。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发展最快。秦昭王开始图谋吞并六国，独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雎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国攻齐。他说：齐国势力强大，离秦国又很远，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多派军队，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不如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其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首先攻下郭、魏，然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赵、燕，统一北方；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把齐国也收拾了。秦始皇征战十年．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战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他又有了更大的目标。跟他东南相邻的是金（国），西南相邻的是西夏（国），更远的就是南宋国。此时，对蒙古构成威胁的只有金。于是，成吉思汗一方面用武力胁迫西夏与其议和，解除了西部的骚扰；一方面，派人远去南宋通好，答应与南宋共同进攻金。南宋虽然迫于金的压力，没有联蒙打金，但，对蒙古攻打金而采取了中立的态度。金连连败退，以致迁都于开封。

成吉思汗见金被打退，回手进攻西夏，1227年6月，夏主被迫投降，夏灭亡。6月，成吉思汗病死。

1229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大汗位，也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他派使者到南宋，联合南宋南北夹击金国，1233年，攻克开封。为了表示对南宋的友好，窝阔台还修饰了孔庙。1234年1月，金哀宗自杀身亡，金灭亡。

1235年6月，蒙古国见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已基本清除，于是，反脸大举进攻南宋，攻克南京。1279年，元军攻占圭山（广东新会一带），宋大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南宋灭亡。元统一了中国。

【故事】

春秋初期，周天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架空，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郑庄公在此混乱局势下，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取得了当时称霸的地位。当时，郑国近邻的宋国、卫国与郑国积怨很深，矛盾十分尖锐，郑国时刻都有被两国夹击的危险。郑国在外交上采取主动，接连与邾、鲁等国结盟，不久又与实力强大的齐国在石门签订盟约。

公元前719年，宋卫联合陈、蔡两国共同攻打郑国，鲁国也派兵助战，将郑国东门围困了五天五夜。虽未攻下，郑国已感到本国与鲁国的关系还存在问题，便千方百计想与鲁国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宋、卫。

公元前717年，郑国以帮邾国雪耻为名，攻打宋国。同时，向鲁国积极发动外交功势，主动派使臣到鲁国，商议把郑国在鲁国境内的访枋交归鲁国。果然，鲁国与郑重修旧谊。齐国当时出面调停郑国和宋国的关系，郑庄公表示尊重齐国的意见，暂时与宋国修好。齐国因此也对郑国加深了感情。

公元前714年，郑庄公以宋国不朝拜周天子为由，代周天子发令攻打宋国。郑、齐、鲁三国大军很快地攻占了宋国大片土地．宋、卫军队避开联军锋芒，乘虚攻入郑国。郑庄公把占领宋国的土地全部送与齐、鲁两国，迅速回兵，大败宋、卫大军．郑国乘胜追击，击败宋国，卫国被迫求和。郑庄公势力扩张，霸主地位形成。

3、冷战时期的围堵政策

围堵政策　是指美国在冷战早期的外交战略,目的是限制所谓的多米诺效应,即新兴国家多倒向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欧美.

该思想主要是来自于孤立导致停滞.

4、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词义：攘：排除。原就药的疗效而言。后多指安定内部，排除外患。

出处，汉・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 使用举例：“管仲一匡九合，攘外安内，其功甚大。”

★清・夏敬渠《野叟曝言》卷七十二。 倘若说“攘外必先安内”有出处，春秋齐桓公提出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出处——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其时，葵丘会盟，成就霸业。 其后，“尊王攘夷”，则无疑成为当政者的治国方略。

西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削藩上。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明朝于谦《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蒋介石提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 的反动政策。最早见于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1931年9月， 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节录）亦提到“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凡农工商业之战，与乎科学经济之战，实较军事武力之战争其效更大”；而外交上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战争之上，而世人不知之也。 ......今顾暑部长就职于危难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深信其必能力肩艰巨，不辱使命也。 惟军旅之事，在于信任之专，故阃以外将军主之；而外交之关系，胜于军事，尤在于信任之专也。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惟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全文见《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 “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五省“清剿”会议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国民党首要任务是安定国内的局面，集中力量“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一政策导致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在崇仁总指挥部对各级剿共军官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意思是：（1）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2）日本的侵略，就是共匪所招致的。(3)目前的挫折愈多，将来的成功愈快。(4)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能战胜一切敌人。（5）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6）愈是非常时期，越要小心谨慎，注重智谋。

5、新中国的外交战略

“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它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也证明了“一边倒”方针的正确。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卷土重来。它极力阻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我国，并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随后又公然扩大侵朝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当时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新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在建国后的三四年中，我国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 110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由此可见，当时要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得到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对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阴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它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文化侵略的影响，使不少人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抱有幻想，期望美国能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物质援助。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以免得罪美国。明确阐明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立场，对于打破一些人对美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振奋革命斗争精神，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所以，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在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斯大林错误地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后，则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自己独立立场的中共更加特别敏感和警惕。尤其是中共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准备吸收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斯大林又怀疑中共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在此情况下，公开表明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对消除苏共和斯大林的偏见和疑虑，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合作，也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

《 和谐世界》的基本概念

即在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进,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提出《和谐世界》的历史背景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 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 “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 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

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 《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 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要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和谐世界”是什么，如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继约请外交部长杨洁篪及多位外交高官发表高见之后，本刊再约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王毅阐述自己的看法。——编者手记

多姿多彩 世界和谐

从文明冲突论到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将造福世界

面对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明确了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长远目标。这一理念和目标的提出，从根本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今后走向的普遍关切，从根本上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希望有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怎样构筑这样的世界这些中国和国际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重大命题。

如何理解和谐世界理念

首先，和谐世界理念与我们的外交基本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外交的根基是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的提法来源于这一根基，同时又在此根基上有所发展。和谐世界要求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井水不犯河水，还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增添了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一些新的内涵。换句话说，增加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存，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是迄今我们提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延伸。建国以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根据不同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护我们根本利益的需要，相继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和谐世界理念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我认为，这一理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涵盖了更多的普世价值，体现了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这就使和谐世界理念能够获得外界更多的共识和共鸣，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明的精髓之一，就是重视和提倡“和”这个概念。和谐世界发出的第一个强烈信息，就是“和”。所以说，以“和”为核心的理念，以及今后可能由此而逐渐发展完善的一个理论体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理论数百年来的学说。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使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了现代化意义，也将为我们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开辟道路。

第四，和谐世界理念初步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基本要素，从而使和谐世界的理念实际上涵盖了我们迄今陆续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以及新环境观，尽管还只是一个框架，但是否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

第五，和谐世界理念全面启动了中国建设软实力的进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不仅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软实力。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要下气力进一步增强软实力的新阶段，或者说到了一个下力气来发掘我们软实力巨大潜力的新阶段。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之后，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理解和接受，这本身就反映了我们的影响力、感召力在不断扩展。

如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如果说前五点认识大体解读了我们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构建这个世界。我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已就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首先，从我们中国自身的走向而言，报告强调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的前提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大国都能坚持和平发展，否则和谐世界实现不了。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诺和平发展，既是我们对外宣示要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将成为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基础。对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而言，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宣示显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我们对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之间相互关系的表述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几十年来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其次，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报告强调我们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然途径，也是和谐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必然形态。西方有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诠释。这里所说的永恒利益，显然是指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损害别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一己之利。这句话也描绘了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常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通过执政党的政治报告公开地向世界承诺愿意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我们不仅这么说了，而且也这么做了。改革开放就是实施互利共赢战略的开端，也为实施互利共赢提供了基本条件。我们在新时期的发展，就是从开放国门和吸引外资开始的，所以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接受并逐步适应互利共赢的理念。开放式的发展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种模式同时使我们获得了加速度的发展，减少了复兴进程中的阻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来谈互利共赢的国家。十七大报告还提出，我们要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也就是说，互利共赢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利益共享，还应该照顾和支持那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就将互利共赢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赞成杨洁篪部长关于互利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提法。互利共赢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确已超出了经济范畴，体现在各个领域、各方面交往当中。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外交上不断强调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使中国的政策主张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致起来。这些都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思想。回过头看，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现与世界共同发展，与各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原因所在，并为我们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许有人会问，互利共赢是不是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开始就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使我们能够更根本、更长久、更辩证、从而更可持续地维护和拓展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第三，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可以从周边地区做起。周边地区是与我们的利益交融最深入的地区，也是我们可以更多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地区。和谐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我们所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充满多样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大小强弱都不一样。所以在周边构建一个和谐地区，首先要追求一个“和”，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尊重本地区各国的“不同”，形成“和而不同”，最终构成一幅在尊重多样性前提下，各国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和谐图景。

我们要看到，和谐世界目前更多体现为人类社会的美好理念。实现这个理念，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和谐世界理念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我们可以举起这面旗帜，更加有信心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有说服力地宣传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我们的外交活动。这个理念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奋斗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我们要逐步把握和发掘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外交工作当中不断地加以实践，不断地加以完善，不断地加以发展，从而使我们不断地接近这个崇高目标。 总之，和谐世界的提法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最终理应形成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核，使其既富有时代特征，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又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浪潮已经波及全球。当今世界，和平是发展的主流。人类的文明在不断取代邪恶与战争，人们向往民主自由、和睦相处，反对战争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已经是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社会主义和谐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为积极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