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6年8月，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11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吴承明根据库氏的方法进行1931―193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计，与前人不同的是将“资本”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些是吴承明的第一个经济史研究专项；1949年，吴承明开始研究外国在华投资问题，将外国直接投资的考察从前人一般止于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证实外国在华投资中资本输出很少，主要来自外资在华的积累，这些是吴承明的第二个经济史研究专项；1952年，开始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注重调查统计，参与筹建全国工商联等工作；1958年，开始编纂《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和撰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科研视角看“资改”是吴承明研究的第三个专项。

20世纪80年代，吴承明着手研究市场问题。早在统购统销时代吴承明就开始考虑市场管理、价值规律等问题。首先是估算市场商品量即市场大小的演变，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间五个时段的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从中可见19世纪下半叶市场发展很慢，其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抗日战争后剧减。1983年，从人口和耕地、田价和物价、货币和白银流通、财政和商税等方面，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场长周期性的兴衰演变；吴承明另在市场理论方面做了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赞赏恩格斯的主张“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在理论上做出新尝试。吴承明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分析市场的周期性演变，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其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认为市场资料较多，数据有连续性，用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来考察经济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均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与现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斯密动力”理论相仿，即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生产，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分不开。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望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绕不开现代化问题，吴承明自1987年以来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并提出新见。针对通行的“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模式，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可能本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吴承明采用希克斯（J.R.Hicks）《经济史理论》的观点，把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论证从马克思到诺斯（D.C.North）都将工业化归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又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例加以佐证。具体到中国，他把明代嘉、万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大商帮的兴起和工场手工业、散工制的发展，以及财政、货币的白银化，租佃、雇工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和17世纪的启蒙思潮等综合考察，视为明清之际的现代化因素。

总的说来，20世纪80、90年代，吴承明在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着力甚多。关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成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选择与修正。

吴承明晚年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中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这有两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即启蒙。他对宋儒尤其是心学倾注心力，认为自宋以后儒学理性化，到王阳明将“知”和“理”一元论，有利于思想解放；反传统思潮和经世致用主张以及实学思想都具有启蒙意义。他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自读书时代起就修习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中国经济史更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思想。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他说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关系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

21世纪以来，吴承明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他提出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及其运行的机制和绩效，从而研究不能限于经济本身。他从三方面考察历史观，即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如何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即认识论。他赞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认为其天人相通、社会和谐、古今通变是高明的，而宋以后的启蒙思潮虽然促进思想的理性化却不能导致社会的现代化。吴承明特别指出，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时候都有待认识的东西；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时代思潮的演进，原来已知的需要再认识，研究就是不断地再认识，因此研究方法应开放即“史无定法”。吴承明概括他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思维理路：“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

吴承明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1985年、1990年、1993年）》等，主要论文有“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历史主义”“论二元经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

吴承明在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兼职期间，讲授“货币银行”“国际汇兑”“工业管理”“财务报告分析”等课程。

吴承明的曾祖父一辈曾任内阁中书，曾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后外放浙江出任多处地方官政绩卓著，又任全浙海塘工程总局事及监酒税等职，为官刚正清廉“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受命反贪腐“守正不阿”。辛亥革命中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吴承明的的祖父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吴承明的父亲吴大业，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曾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曾两度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先后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吴承明的母亲李翔青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吴承明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家风。

1946年3月9日，吴承明与留学纽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洪达琳女士结为伉俪，洪达琳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承明女儿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洪。

“先生（吴承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报效祖国、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他的确称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论互证、著述甚丰，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敬重。这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统教育分不开，也是他博学勤思严谨治学所致，更是他主张各家并存、取法务上、求实创新学术精神的体现。在前述三个专项研究之后，作为经济所的专业研究员，多年来他的学术贡献更是无可替代的。”（《经济学动态》评）

“吴承明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专家，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中国社会科学报》评）

“两位先生（吴承明、汪敬虞）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和领路人，他们长期耕耘于经济史研究领域，著述丰硕，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他们不但写出了许多传世的‘金字塔式著作’，而且留下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传统，严谨勤奋、执著坚守的治学精神，谦和宽厚、帮扶后学的为人品格与乐观通达、奋斗不息的人生态度，在同仁和后辈学人中广为流传，感人至深，是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