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诗。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古绝句。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都属古体诗范围。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如果不按照格律写够句数，也属于古绝句。例如孟郊的《游子吟》。

唐朝前的诗一般称为古体诗。而格律诗，包括律诗和绝句，被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古人这么叫，我们现在也跟着这么叫，虽然它其实是很古的，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就已发端，到唐初成熟。之所以不把齐梁体归为古体诗，就是因为它是近体诗的源头。近体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律诗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多于八句的为排律，也叫长律。在用韵上：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在平仄上：古、近体最大的区别，是古体不讲平仄，而近体讲究平仄。唐以后，古体也有讲究平仄，不过未成规律，其实有一些特殊性，初学者可以不管。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

从儒家经典《尚书》中，可以读到中国最古老的文本。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古体文章的特点。而《易经》、《礼记》、《春秋》更是千年流传的古体文章的代表，历代研究者皓首穷经，研究的就是这些经典。几乎同样古老而不属于儒家的经典还有《老子》、《庄子》、《列子》、《管子》、《孙子》等，除了思想性，其中的文学性更是突出。作为汉语的沃土，这些散文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成语，历久而弥新。

从李斯《谏逐客书》开始的秦汉散文，一开始就具有摆脱文学性而趋向实用的努力。司马迁写《史记》更是无意在文学上取名。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它们都成为后世经典、文化绝唱。而班氏《汉书》更有佐酒的美谈。这种古体文章成为唐朝“古文运动”的取法标准，更是我们今天文体的学习对象。

从辞赋发源于楚辞，所以也是有韵的。但是随着汉代辞赋的大型化，辞赋演变成一种文体。由于创作者本身的局限，其中具有的思想性很有限，几乎就成了辞藻和典故的堆砌。倒是东汉抒情小赋渐渐有了一些思想性。随着建安风骨的崛起，辞赋衰落。但是南北朝时期也有一些辞赋佳作，如庾信的《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更是其代表作。唐宋也有仿做，如《阿房宫赋》、《秋声赋》等名篇，但是更近于散文。当代随着“百城赋”的征集，辞赋体裁又有渐兴趋势。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 但是，作为一种古体文章，骈文也有应该肯定的地方。尤其是一些优秀的作品，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