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卢象升迁山东布政使右参政，整饬大名兵备道，管辖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当时太行、恒山一带有很多“盗贼”，卢象升为了防止其蔓延，抽集壮丁，训练乡勇。据《明史》载，他所组织的民兵号称“天雄军”。

崇祯四年（1631年），卢象升的政绩为崇祯帝所知，崇祯帝决定有机会就越级提拔他。九月，加山东按察使衔，仍任大名兵备道。他探查地势，在高处建堡，低处挖池，发给百姓守御器具，使大名境内得到安宁。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山西的农民军涌入北直隶，占领了临城的西山。卢象升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与总兵梁甫、参议寇从化接连打败农民军。由于卢象升之前创立堡垒，民众都坚守堡垒自保，农民军无所得，准备进攻滑县，卢象升侦察知道后，挑选精兵埋伏于农民军前的莽林中，农民军一到就予以痛歼。三月，农民军攻临洺县，卢象升驰援，在摩天岭将其击退。四月，农民军逃回西山，把游击董维坤围困在冷水村。卢象升在石城南部设下埋伏，大败农民军，又在青龙冈获胜，农民军被迫退到武安，而那里已不是卢象升辖境。他先后斩杀农民军首领十一名，歼灭了他们的党羽，收降、遣返男女群众两万人。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百姓因此得以在几年间安居乐业。

卢象升每次上战场，都身先士卒，跟农民军格斗时，农民军的兵刃砍到他的马鞍他都不顾，战马死掉就步行作战。有一次他在险峻的山崖边追赶农民军，一名农民军从山顶上放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又一支箭飞来，卢象升的仆夫死于马下，卢象升提刀更加勇武地作战。农民军吓得逃走了，相互告诫说：“卢廉使这个人，谁撞上谁死，不可碰他。”卢象升因此获得了“能兵”的声名。农民军怕了，向南渡黄河而逃。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这次战后，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一遇到他就赶紧避开。他后来离任时，大名等三府士民痛哭失声，一直把他送到五百里外的黄河边才返回。

崇祯七年（1634年），农民军进入湖广，打下了郧阳府的六个县。三月，朝廷命令卢象升接替蒋允仪，出任右佥都御史、郧阳抚治。上任后，他以“十议”（议生聚、设主兵、策侦防、议修筑、立乡保、速邮传、筹积贮、策互援、励乡勇、制武备）来要求官吏集思广益，以“八则”（耐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盖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惩告讦之风以除民害、禁差徭之扰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计、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规以苏民困）来安抚民众。五月，四川的农民军返回湖广，驻扎在郧阳的黄龙滩。卢象升和总督陈奇瑜分路夹击，在乌林关、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狮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等地连战连胜，斩首五千六百多人，汉江以南的农民军几乎给剿灭完了。其后，陈奇瑜在车厢峡招抚失败，卢象升积极做好防范。农民军于十二月攻打郧阳，卢象升将其击退，迫使其北上南阳一带。在此期间，卢象升向朝廷申请增加郧阳城的驻军人数，减免税赋，修补城郭，向邻近的府借贷稻谷，招募商人来采铜铸钱，郧阳由此安定下来。

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卢象升接替唐晖，出任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驻军襄樊，堵截农民军。随着农民军声势日益壮大，朝廷于八月设立“五省总理”的差使，由卢象升兼任，统辖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安排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负责围剿西北部的农民军，卢象升负责围剿东南部的农民军。他接到任命后，向朝廷呈上“平寇十要”（一办饷；二筹兵；三用人；四任将；五设险；六定功罪；七明分合；八专责成；九以民攻贼；十以贼攻贼），又奏“三大机宜”（剿荡大局、兵饷全筹、督理专力），颇得朝廷采纳。十月，卢象升到任。

十一月，他听说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农民军要从南阳出发侵犯显陵，赶紧驰援，卢象升率兵兵五千，追至农民军所在的汝州，命副将李重镇、雷时声、周元汝等合营进剿，从早晨战至夜半，胜负未分，卢象升再遣都司朱文进、陈其美等拿着干糯犒劳将士，将士又有了力气，第二天中午就大破农民军，斩首数百级，生擒自来虎、涌虎、公山虎、张新儿等，缴获大炮二门及其他无数器械，农民军逃到鲁山东南。

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攻陷光州南城，卢象升追至信阳，在确山击溃农民军，斩首五百级。崇祯帝得到捷报后，让他增管山西、陕西军务，成为“七省总理”，赐尚方宝剑，赋予便宜行事之权，同时卸下湖广巡抚的兼差，由王梦尹接任。在此之前，大将曹文诏、艾万年阵亡，尤世威战败，所以很多官兵将领都害怕农民军，畏缩不前。卢象升常常慷慨激昂，热泪横流地激励大家尽忠报国。他的部队曾经有一回绝了三天粮饷，卢象升自己也不喝一口水，因此他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戴，每次打仗都能立下战功。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卢象升在凤阳大会诸将，然后上书说：“贼寇横行以后朝廷再调兵，贼寇人多时再增派兵力，这只能说是跟不上趟儿。部队开上战场然后再讨论供应军饷，部队会合以后再来申请粮饷，这只能说是玩命。况且请到的粮饷不够用，士兵们就会跟随贼寇去抢劫，这样近八年来所召来的部队都和贼寇成了同伙，所食用的军饷都无异于盗贼的饷粮了。”又说：“总督、总理应该掌握有专门的部队和专门的粮饷。把咸宁、甘肃、固原的部队调派给总督，蓟州、辽阳、山海关、宁远的部队归属总理指挥。”还说道：“各直省的巡抚大臣都有边疆重任，不要一有贼警就请求别人增援、调兵，不响应他吧，大家本来就应当同舟共济，四处去接应他吧，兵力怎么能跟得上？”又说：“台谏大臣们不管事情的难易，不顾将士的死活，专门在那里说长道短，求全责备。别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又怎么能施展出来？我和总督大臣两个人只讲剿法不讲堵法，只讲怎么打不讲怎么守。”这些话都说中了要害。

高迎祥、李自成攻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卢象升在西沙河闻报，派总兵官祖宽等连夜赴援，自己率杨世恩之兵分道进击，大战于滁州城东五里桥，斩农民军将领摇天动，农民军溃败，滁河为之不流。二月，卢象升总兵官祖大乐在龙山谷熟集邀击农民军，大败，农民军逃到登封，接着又与伊洛、嵩山一带的农民军会合，分趋裕州、南阳。卢象升发兵在七顶山大败李自成，几乎尽歼其精锐。

卢象升到了南阳，命祖大乐守汝宁，祖宽守邓州，亲率诸军追击李自成，让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东西拦截，前阻汉江，争取一战消灭李自成。然而王、宋两人围堵失败，农民军从光化渡汉江进入了郧阳山区。卢象升传檄总兵秦翼明、副将雷时声从南漳、谷城出发，与他一起入山围剿农民军，秦翼明迷路失期，雷时声战死，卢象升单骑逃走，丢失关防，与祖宽等人的辽东骑兵（关宁兵）会合。

然而辽东骑兵不利于险阻地区作战，副将王进忠的部下发生哗变，罗岱、刘肇基的很多士兵逃跑，派人去追，他们就弯弓回头射。卢象升只好调四川及筸子地方的土兵来搜捕均州的农民军。卢象升判断难以剿灭，便在四月分派诸将扼守郧阳、襄阳一带，自己率辽东骑兵进入河南，当时，高迎祥等人的农民军也进入陕西、四川、河南交界地带的群山之中，农民军多而官军少，河南又大闹饥荒，官军缺饷，辽东骑兵更加人心惶惶。

正在卢象升为此忧心忡忡的时候，洪承畴写信给他，建议将辽东骑兵调至地势平坦广阔的关中地区，卢象升在潼关与洪承畴会晤商议后，就让祖宽、李重镇的部队开入陕西，使“秦贼毋出、豫贼毋入”。六月，农民军攻破郧西诸县，进攻襄阳，王梦尹向卢象升告急。七月，卢象升渡过淅河，南下湖广，追剿农民军，并参劾唐王府所行的非法诸事。

就在卢象升奔走河南、湖广之际时，清军于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第四次入塞劫掠，威胁京师，是为丙子之变。卢象升奉调入京勤王，九月抵京，清军已退，卢象升出塞救回七千多名俘虏，行至木叶山而还。崇祯帝决定以卢象升代梁廷栋镇守宣府、大同一带，于九月二十二日任命他为宣大总督，仍兼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第二次赐尚方宝剑，卢象升于十月初一日在居庸关正式就任，其后驻扎阳和（今山西阳高）。自卢象升到北方后，河南、湖广一带的农民军就逃过一劫，迅猛发展。

卢象升上任宣大总督后，大兴屯田，甚至亲自耕田劝农。他任上开军屯三十万亩，储存了二十多万石谷米，又息谷四万余石。崇祯帝嘉奖他，指示九边其他重镇都学习宣府、大同的屯田。他还一改过去封疆大吏出行时清道的旧规，微服巡边，从基层士兵口中获悉边防真实情况，从而对症下药。又开杀胡口等处马市，从卜（土默特）、哈（喀尔喀）等蒙古部落购买战马，并试图利用这些蒙古部落来牵制清朝。

崇祯十年（1637年）春天，卢象升听说宣府的战警，当夜骑马赶到天城，各地的檄文不断用箭射来，说二百里以外的蒙古首领乞炭的骑兵横排四十里大举而来。卢象升说：“这是大举来犯。”又问道：“进入隘口了吗？”探马回答说：“还没有。”卢象升说：“大概是想东犯云阳、晋阳，让我们的军队聚集到宣府来后，他好乘虚直入。”于是传令云阳、晋阳的部队按兵不动，自己率领部队驻扎在右卫，告诫边防官员不要轻易叫战。在与敌人相持了一个月后，卢象升说：“敌人已经懈怠，可以出击了。”通过侦察，卢象升了解到三十六营敌兵离防护墙只六十里远，就暗中召云阳部队西来，宣府军队东来，自己领兵坐镇子午，从羊房堡出兵，约定时间大战。乞炭得知后就逃跑了。卢象升在阳和驻兵，乞炭不敢来边界骚扰。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皇太极亲征骚扰归化城的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素巴第，途中经过宣府边外，向明朝边臣致书要求“讲和开市”。卢象升予以拒绝，强调“他夷可抚，东虏断断不宜轻抚”（明朝把对清讲和称为“抚”），并对皇太极严阵以待。四月十八日，卢象升之父卢国霦在阳和探望卢象升后返乡途中去世。五月，卢象升得知父丧，痛不欲生，连上七疏，请求丁忧守制。崇祯帝批准，以原任宣府巡抚陈新甲为新任宣大总督，令卢象升穿着丧服，等待交接。七月，崇祯帝进其衔为兵部尚书，仍然负责防秋重任。

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任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岳托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长城而入，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长城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是为戊寅之变。当时，卢象升刚与陈新甲完成交接，但朝臣都推荐卢象升来抵御清兵，于是崇祯帝命卢象率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京师，并督天下援兵，第三次赐尚方剑。卢象升闻讯，伏地痛哭，请求解任，崇祯帝不允。十月初四日黎明，崇祯帝召见卢象升于建极殿后的平台，卢象升针对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主抚（即主和）之议，对崇祯帝说：“皇上命臣督师，臣意主战！”崇祯帝脸色一变，过一会儿才说：“朝廷原未言抚，这都是外人议论。”他接着向崇祯帝确认杨嗣昌是否曾以格苗的典故来主和，崇祯帝表示清朝与上古的三苗不同，已“凌犯天朝”，不可讲和，接着对杨嗣昌说：“剿奴与剿寇不同，卿宜慎重！”意在提醒卢象升在对清作战时不要像围剿农民军那样身先士卒。崇祯帝又命卢象升与杨嗣昌和关宁总监高起潜等人在安定门开会，卢象升大谈主战，满座沉默，只有司礼太监曹化淳说：“毕竟卢老先生是正论！”十月初五日，崇祯帝出内帑金犒师，卢象升出城到昌平领兵，杨嗣昌前去送他，临别屏退左右，告诫卢象升“无浪战”。到了昌平后，崇祯帝又派人赐给卢象升银币、御马等物，卢象升感叹：“皇猷果壮若此，而枢部（杨嗣昌）持议若彼，无惑乎皇上以抚议咎外廷也。”于是坚定了主战之心。

卢象升采取出动出击的方针，命诸将各选三百精兵，准备在十月十五日半夜分四路十面偷袭牛栏清营，严令各路将士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令者斩。十月十二日夜，他接到驻通州的总监高起潜的信，信中说：“只听说（李愬）雪夜袭蔡州，从未听说月夜奔袭，月光皎洁之下何以偷袭？道路遥远，恐怕清军早已移动。而且奇兵宜少不宜多，若十路齐发，仍是张皇。”他不仅反对夜袭，而且提前把卢象升麾下的总兵陈国威调向东路，卢象升顿足道：“既手书相阻，复调散我兵，剑、印在我，咎将安归？”接着上疏请求与高起潜分兵作战，杨嗣昌将宣、大、山西三路号称二万士兵归他统率。十月十四日，卢象升在巩华城誓师，他慷慨陈词，泣如雨下。当晚，他接到杨嗣昌揭帖，说清军已南下，要他去通州面见高起潜。卢象升认为这是杨、高两人合伙阻止他的偷袭行动，夜不成寐。十五日，卢象升率兵至顺义，对清军展开袭击，先胜后败。十七日，杨嗣昌亲自出城到卢象升军营，卢象升斥责杨嗣昌“沮师养寇之罪”，杨嗣昌则逼卢象升对他用尚方宝剑，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杨嗣昌回城后，与卢象升互通书信，约定以大局为重。十月十九日，卢象升与高起潜在安定门商议战略，他仍主张主动出击，高起潜以野战是清军所长为由反对。此次会议后，卢象升一度萌生请求让陈新甲代替自己的念头，向杨嗣昌表达“荐贤”之意。幕客许德士指出此举正中杨嗣昌的下怀，陈新甲是杨嗣昌的人，必然主和。卢象升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致函杨嗣昌表示自己将继续战斗。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军一部由顺义南下，兵锋直指东直门，卢象升面对清兵的频繁进攻，“日夜督兵力战”。十一月三日夜，清兵移兵德胜门外北土城，卢象升与之交战。十一月初四日，又与清军交战于西直门，获十余门巨炮，清军撤退，卢象升请求乘胜追击。经过众官讨论，崇祯帝到初五日下午才批准追击，但为时已晚，清军已到良乡、涿州，随后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十一月初九日，卢象升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于庆都（今河北望都），斩清军三百级。然而军中乏饷，牵制了卢象升的进一步行动，清宛县令左其人、真定巡抚张其平都不给他运饷，他移书兵部告急也得不到回复。监军太监方正化则密疏弹劾卢象升“縻饷逗留”，引起崇祯帝对卢象升的不满。到了十二月，京畿地区已经连续失守真定、河间等十几处州县，致仕重臣孙承宗也遇害。内阁首辅刘宇亮主动请缨，愿去前线督察军情，为君分忧。崇祯帝即刻下令将卢象升革职听勘，由刘宇亮代之总督天下兵马。杨嗣昌主张仍由卢象升总督军事，刘宇亮可前往督察军情。崇祯帝虽然被他说服，收回成命，但褫夺卢象升的兵部尚书头衔，以侍郎衔督师，戴罪立功。

此时，卢象升所统的一部分兵力交给陈新甲去守护昌平皇陵，麾下三总兵之一的大同总兵王朴又以大同有警为由折返大同，卢象升实际掌握的兵力不过五千（一说七千）人而已。他曾任职的大名等三府父老建议他南下大名等地募兵，但他既不想落得逃离战场之名，又不想连累大名等地百姓，所以拒绝。十二月十日，卢象升进驻钜鹿贾庄。当地生员姚东照助粮七百斛，士气稍振。高起潜此时就驻扎在五十里之外的鸡泽，指挥关宁铁骑。卢象升派人联络，期望次日清晨合兵一处，与清军决战。然而高起潜不应，东走临清。十二月十一日晨，卢象升“自誓必死”，走出营帐，先四面拜，然后训示部众说：“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官兵“皆泣，莫能仰视”。之后，卢象升率师出征，在蒿水桥遭遇清军，他领中军，虎大威领左军，杨国柱领右军，激战一天，双方均有颇多伤亡。深夜，卢象升回营帐。十二日晨，清军以优势兵力将明军的贾庄大本营层层包围，将士们见状“殊无人色”，卢象升反而“气弥励”。他有条不紊地排兵布阵，在“南、北、中布巨炮，挟以弩矢，隅中开壁迎敌，士皆殊死战”。午后时分，炮尽矢穷，卢象升与清军短兵接战。面对清军夹击，明军死伤惨重，虎大威挽住卢象升的马，劝他突围，卢象升说：“将军死绥（暗示自己突围也会被处死），有前无却！”随后跃马驰入清军阵中。他左乳先中一箭，将箭抽去，挥刀再战；其后腰又中一箭，左右大腿各中一箭，仍然扶伤强力支持。清兵蜂涌而上，卢象升左脑中一刀，右胆中一刀，面门中一刀，一共中四箭三刀，终于倒地殉国。他麾下的掌牧杨陆凯害怕卢象升的遗体遭清军骑兵践踏，扑在卢象升的尸体上，背中二十四箭而死。

卢象升阵亡第二天，死讯尚未传到京师，崇祯帝仍斥责卢象升“侦探不明，调度无方，坐视各邑沦陷，毫无救济，向日敢战之谈，显是沽名欺众”。十二月十五日，先前突围的副总兵刘钦在战场上找到卢象升的遗体，甲下穿麻衣（服父丧），并有督师关防。他将遗体抬到新乐县，交给卢象升麾下的赞画杨廷麟（之前被卢象升派去向来援的孙传庭乞粮），杨廷麟又将遗体运至真定东关，加以清洗，只见卢象升“怒目嗔视，凛凛如生”。大名、广平、顺德三府民众“不分少长男女，皆为流泣，甚有痛其亡发狂疾死者”。其后，顺德知府于颖上奏卢象升的死状。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杨嗣昌才确认卢象升已殉难。翌年二月初八日，卢象升的遗体被许德士安放棺中，同年秋运回故乡埋葬。尽管卢象升已确认战死，但卢象升的家属请求褒恤时，崇祯帝不允。直到杨嗣昌死后，崇祯帝才赠卢象升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弘光时，追谥忠烈。后来清兵南下，卢家抗清殉难的有百余人。清乾隆朝褒奖晚明殉节诸臣，卢象升被清廷赠谥“忠肃”。

卢象升就任湖广巡抚期间，提出精兵思想。他认为兵员太少，难以御敌，所以恳请增加湖广兵员数额，马步兵至少要二万四五千，而且所募之兵必须是精兵。卢象升的这种精兵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之上的：

一是，明廷和地方财力困窘，无力承担增兵之饷，所以卢象升请求增兵的愿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如他抚楚时，请求增兵也多“求十而不得五”。在给亲友的书信中，卢象升所言应更为真实：“顷如停征，如留饷，如修城，如设兵，无非一字一血，乃请十得一，岂非杯水舆薪！”因此，既然明廷没有足够的财力养兵，卢象升就只好减少请兵数额，同时严格训练现有军士，以求所得之兵尽为精兵。

二是，卢象升颇通文韬武略，且善于练兵用兵。他一生征战，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便是明证。卢象升练兵，与部下同甘共苦，作战时，身先士卒，赏罚严明。所以，即便一群乌合士卒，经他训练一番后，也颇具战斗力。

关于合兵策略，卢象升担任湖广巡抚时所上陈会剿大端并量请马匹疏中有专门论述，并在其他奏议中亦有相关阐释。楚省兵寡，难以抵得住数万甚至十数万农民军进攻。所以，他提出“兵宜急筹其合”的策略。

有关合兵之策的依据，卢象升在诸多奏议里屡有叙述，现简单总结为如下几点：楚地辽阔，多处要冲；官兵寡少，分而更弱；农民军势大，来去无常，“标下战兵不过二三千耳，……贼来数十倍于我”。卢象升认为，敌众我寡，官兵难以处处设防，必须集中各部官兵，统一指挥，主动围攻较大股敌军，再逐一歼灭。这就是卢象升所提出的合兵之策。

他还从以往征剿不力的教训和现实情况两方面，屡屡强调兵宜合不宜分，“顾前此剿贼未能制胜，大率在于兵分，则今日宜急筹其合”。卢象升认为，以前官兵征讨未能制胜，乃分兵所致；而敌人众多，偏以小股军队引诱官兵出战，其他股则乘虚而入。今后切不可再犯分兵之错。

在即将就任五省总理时，他又上疏总结征战经验：“总之，谈剿贼于今日，当合计全局，不当分计零局；当合剿大股，不当分剿小股。”这个策略得到明廷批准。在五省总理任上，卢象升集中各路兵马，合击农民军，屡屡大捷。尤其是滁州之战的胜利，证明他的“合兵”之策还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卢象升估计二万四五千骑兵和步兵一年需要三十七八万粮饷，除了十五万两请求由崇祯帝拨给外，其余由他自筹。其办法有“因粮输饷”“内库折色”和“事例（捐纳事例）广开”三种。

“因粮输饷”之计，是指卢象升出任五省总理时为筹措粮饷，针对“有衣冠职役”者，采取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捐助措施。卢象升就任五省总理后，连上五道“剿寇要策疏”，“剿寇第一要策疏”就是专议粮饷问题。疏文一开始，再次谈农民军凶猛与粮饷缺乏之关系：“熟计八年来强寇愈剿愈横，所在攻城掠野，大率皆由兵民从贼作贼，是以党类日繁。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

卢象为解决粮饷匮乏，先以身作则，提出自己和父、叔、兄弟时期们的赋税将按规定的数量翻番。然后，他向崇祯帝提出“因粮输饷”之法，即要求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各色人等，视其具体的经济条件，向官府缴纳数目不等的“助饷银”。缴纳的办法，对食俸禄之乡官，原则是“课什加一”，即应该纳粮银一两者须外加助饷银一钱；对举、监、生员、商民人等，则根据其土地钱粮是否过十两为据而定，过者如乡官之例，不过者则免征税课。卢象升认为此标准并不高，并获得湖广缙绅耆老的认同。

最后，卢象升提出征缴的办法和期限：由地方官专门负责，自己和督、抚、按官员造册汇报皇上；为平叛而行之法，乱平即止。

之后不久，又在输助的标准、比例上或有些变动，卢象升又在疏中说：“乡绅每地粮一两助银二钱，士民地粮五两以上每两助银一钱，其自一钱二钱而外，及士民地粮不及五两，与夫兵荒应免之地，不得混征分毫。并以一年为止，向后不得借题科派。”

如果按照此法，最有利的就是政府，收入自然会大为增加。这也不增加一般贫民的负担，因为他们的地粮是超不出5两的。杨嗣昌上台后，认为“分贫富”甚难，干脆来个易行之策，即以田亩数加征的“均输”之法来取代“因粮”之法。这样，广大人民便包含于纳征者范围之内了。

此外，卢象升还提出“内库折色”和“事例广开”两项筹饷办法，实为筹饷之良策。关于“事例广开”，他没有阐述，只是称“奉旨已开”。然后，卢象升论及内库折色一法。他认为每年起运到内库的钱粮600余万两，除了白粮不便折色，“其余皆量折三分之一，以济军需，事平即止”。

卢象升在大名任上，就采取“寓战于守”的方针来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他将辖区内的百姓以什伍之法组织起来，平时教授他们如何防御；并抽调部分壮丁组建乡勇，平时勤于训练，以备战时配合军队作战，在城镇地区“缮城郭，修守具”，在乡村山区“相形势，高立堡，洼为池”。他还为山寨装备充足的守备工具，如铅子、火药、铳炮等物。若敌来，则鸣炮为号，民众皆上山迎战。他还集中管理战时财物。鉴于普通村落难以抵御农民军，家里积蓄往往充当了战利品，卢象升规定每家存留可供十日使用的财物，“计使民自为守，度可相距十日”。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临时应敌之策：官府统一贮存各家户余财，以后再按量配给发放。此策实际就是对军农民实行坚壁清野，以期实现令敌不战而退的目的。

卢象升赴任五省总理后，将曾在畿南和郧地实施的“靖寇”绥民之策加以权变发展，形成了“阻贼、疑贼、饥贼”之计，分别是“立团寨，筑壕堑以阻贼”“挑乡勇，设游兵以疑贼”“收资粮，敛头畜以饿贼”。此外，卢象升还制定了裕民之计，就是希望从采矿业、农业和工商业诸方面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杜绝“民贫从贼”现象的出现。

总督宣大时，卢象升十分重视选练奇兵，主张奇正结合，以奇制胜。为此，他曾专疏选用奇兵疏，从多个方面论及选练奇兵事宜。

首先，他谈及奇兵之作用：“每到三四更时熟睡，诚得勇敢兵丁，身躯矫健，举步轻捷，善于登高涉险，昼伏夜行者，潜入其营，奋力砍杀，并暗取其马匹弓矢，此制口良策。”

其次，他指出所选奇兵的标准：“手足利便，胆气充足，心志坚强，呼吸灵应。”再次，他论及选奇兵之法：“牌仰该道官吏，即便转行协路将领及守备操防管官，各照本管军兵，每百人中精择一二名，开具姓名年貌籍贯，限文到十日内，由道类报前来。道丁亦百人选一，同将备等官所选，一并册报。”

最后，他谈到对奇兵从优体恤：“以偷营劫寨，能夜杀口及暗取其弓箭马匹，一照功级升赏。其有被口损伤者，分别重轻，从优恤录。”另外，他还强调，选奇兵要遵循自愿的原则，“尤在各军兵自愿承认，方为得力”。

由于财政困难，所以卢象升重视屯田的作用。他上任郧阳抚治后就认为改变郧阳局面的根本办法“唯有屯田一着”，并提出构建军屯的组织体系、为屯军提供物质等保障、与屯军的某些权责约定。不过他很快离任，所以在郧阳屯田的规模与成效非常有限。

卢象升出任宣大总督后，再次大兴屯田。他认为，屯政之利，可得银谷之息，利率为百分之二十；更重要的是，屯田可以解决民生和军饷问题。尽管宣大边地土地贫瘠，但抛荒地较多，广种亦可多收。开屯万顷，至少可获谷粮二十五万石，这对宣大边镇的军民可谓“穷边至宝”。

卢象升在屯政疏中详述了大兴屯政的三种方法，即借种具、募开垦、用屯军。此三种方法，针对的人群不同，屯田者与官方的权责关系亦有所差异。

“借种具”，是官府（宣大三镇军方）将所控制的土地，让贫穷军民人等耕种，并付给相应的种具银，并收纳谷息的一种办法。

“募开垦”之法，就是官府雇佣愿意代官耕种者，提供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由官府督管耕种，收成全部充公。

“用屯军”之法，就是以部分军士进行屯种的制度。

经过崇祯十年（1637年）的兴屯措施，宣大地区屯田12000余顷，积粟20余万石，息谷4万余石。崇祯帝也命令九边其他地方的屯政都向宣大学习，卢象升本人也晋升二品。但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宣大地区屯田规模大为缩减，仅开垦3000顷。卢象升提出屯田有“十梗五难”，主要归结为：

第一，自然地理条件差，表现为边镇地贫少雨，缺乏河流浇田等；

第二，境外有少数民族的侵扰；

第三，当局因屯务失误而事后责难；

第四，地方文武官员或不愿苦于屯种，或占用屯军之力；

第五，部分刁钻军士人等不愿安心屯务，抑或屯军难以屯务和军务两顾；

第六，不法者把持屯务，或谣言惑众危及屯政；

第七，地方豪强劣绅肆意侵占屯地，阻挠屯政。

卢象升指出，屯田成效亦非短期可见，“其效在三年以后”，但他只任职两年，在宣大地区的屯田收效也不大，但还是多少缓解了三镇乏饷的现实问题的。

卢象升上任郧阳抚治时，麾下只有标兵（亲兵）500人。卢象升一到任上，就提出在郧地增设主兵之主张，在他的请求下，崇祯帝允许给他增加500人，又增毛兵600人，达到1600人。他又增兵1400人，达到3000人。

卢象升成为湖广巡抚后，麾下标兵3000人，他提议扩军，明廷未允。成为五省总理后，创设标兵3500余人。同时明廷诏令祖宽所部3000名步骑划归卢象升标下。他还希望增加兵员，但未获明廷应允。

卢象升上任宣大总督后，依然主张扩大标兵。上任前，宣大总督只有三营（左掖营、右掖营、东京营）5000人，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计划扩充到五营（中、左、右、前、后）10000人，但尚未实施就丁忧去职。梁廷栋任内也没有扩充，直到卢象升上任，才将杨嗣昌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规定每营各兵两千，分左右二部，每部分左右前后四哨。副、参将领以下，各营设坐营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百总5员。千总辖每部战兵1000员，把总辖每司战兵500员，百总辖每哨100。此外五营各设塘拨千总1员，冲锋材官60员。骑兵以25人一队，步兵以50人一队，队之下5人为一伍。卢象升拟定的总督标兵营制与前任总督杨嗣昌确有相似之处，但在马步兵的编制上，却大为不同。杨嗣昌是把马、步兵各半数融入每营中，而卢象升则是将两者分营置设，这就大大增加了马兵的比重，这也有利于应对后金骑兵的进攻。而且，相对杨嗣昌的变革，卢象升对马步兵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步兵以使用火器为主，马兵重在骑射冲锋，但也强调使用火器。

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初七日，卢象升所上标兵如数募完，以白安、刘钦、冯举、朱尚义、岳维忠分统五营。在扩建宣大总督营制的同时，卢象升还着手提高标将的职衔和标兵的月饷额。当时他的标兵中马兵月饷一两五六钱，步兵月饷一两二三钱，他请求向总兵标兵的标准看齐，马兵月饷一两八钱，步兵一两五钱，得到允许，从而提升了战士的积极性。

卢象升对麾下标兵严格管治。他在总督军门初次练兵规则中规定，每位士卒的号衣甲胄及大帽，必须明示个人身份信息，“今后各兵号衣甲胄，俱用白布一条，上书某营、某部、某哨、第几队、兵丁某人；大帽之、上，仍用铁一片，上镌某营、某部、某哨、第几队字样，以便查考”。

除了衣帽甲胄，卢象升还强调士兵须带腰牌，违犯者也要法办。同时，统一各营部司旗令，将各营、部、司的旗帜加以整编，以统一号令。他强调，督标官兵进行军事行动，须以旗帜的型号与颜色为指导，延误者将以军法惩处。他还行连坐之法，规定“其中马步战兵，但有老弱虚冒，临敌不前，大小将领，但有庸怯逗留，用命不力者，上下一体坐罪”。

他练兵的两大原则是：以总督标兵为率，由易入难。卢象升督率督标练兵多次，他在疏中只颁布了初次练兵规则。这次练兵的重点有二：

其一，整顿五营营阵、严明军容、严肃军纪；

其二，加强弓箭和火器的习射训练。

他扩编宣大总督标兵并加强训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宣云边疆的防御力量。而且，他在督抚任上的标营变革，对其后的官制（军制）发展亦不无影响。但由于钱粮和战马的缺乏，卢象升练兵的效果也很有限。

卢象升年幼时非常勤奋好学，即便是做了官也是刻苦习武，不管是夜了还是白昼，一有空闲时间就操练习武。

卢象升喜欢名马，又一被敌军追杀，路过沙河，河面宽数丈，而他骑得名马一跃而过，那匹马叫五明骥。

崇祯五年（1632年），卢象升在一个月内连丧三子，但过门不入，仍然巡视下辖州县，以防备农民军。

崇祯十年（1637年），户部尚书侯恂（侯方域之父）下狱，吏部尚书郑三俊故意轻判，崇祯大怒，将郑三俊也下狱。侯恂和郑三俊都是正直有声誉的人，许多大臣都上疏救援他们，但崇祯不同意，“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崇祯终于同意了。对于崇祯来说，这相当不容易。

卢象升留下了20余万字的诗文，被后世族人辑录成文集。这些文集版本各异，如《忠肃集》《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卢忠肃公文集》《卢忠肃公书牍》等。

从卢象升的幕客许德士、赞画杨廷麟开始，多数明清人士都将卢象升之死记载为战死，并说有个叫俞振龙（又作俞希龙）的东厂旗尉因坚持称卢象升战死而被杨嗣昌迫害致死。但明崇祯朝的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却称俞振龙的调查结果是卢象升在贾庄被刺客暗杀，手书遗疏而死，因此被东厂太监王之心迫害致死。

此外，多数史料都主张杨嗣昌要对卢象升之死负责。杨嗣昌之子杨山松驳斥此说，认为杨、卢二人本无争执，为野史夸大乃至捏造；又说卢象升的战死恰恰是因为不听杨嗣昌的部署所致。

卢象升墓位于溧阳西窑界神山北坡，原卢象升墓雄伟高大，攻圈数亩。因清兵至，墓坊未绪，石材均散失墓地周围，解放后均用于修筑水库了。后曾出土杨廷麟撰写的《明剿虏殉难兵部尚书赠少师谥忠烈九台卢公之墓志铭》。

参见：卢忠肃公祠

卢忠肃公祠即卢象升祠，位于江苏省无锡宜兴市宜城街道长桥河南岸、东撒珠巷（简称东珠巷）东端，为清代所建祭祀卢象升的专祠，始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原称卢公祠，乾隆时谥卢象升为忠肃，故改为此称。同治三年（1864年）毁于战乱，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20世纪50年代后被改为他用，1985年1月，被宜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建筑年久失修，2001年宜兴市政府拨款在原址拆除重建。

据传是卢象升早年练习武功的大刀陈列于宜兴市博物馆，该刀长3.13公尺、重136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