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12 18:37
《包氏父子》是张天翼创作的短篇小说，首发于1934年4月1日《文学》第二卷第四号。
老包是一个在大公馆里当听差的唯命是从的仆人，他不甘心永远处在这样卑下的地位，而自己又老了，发财致富无望，于是便把“往上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他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供奉儿子上“洋学堂”，因为只有在“洋学堂”毕了业才能获得当官发财的机会，而老包也才能实现当老太爷的愿望，做个“人上人”，安享荣华富贵。但包国维却不争气，不用功读书，不思进取，追求虚荣，整日与富家纨绔子弟鬼混，甚至轻视、嫌弃生身父亲，最后因充当阔少爷的打手，闯了祸而被学校开除。老包的希望终致幻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天翼住在南京八府塘六号他姐姐张稼梅家。八府塘云集各色人等，从机关小职员、街上杀猪的、阔人家的大司务到公所看门的、走投无路的失业者，张天翼与他们一起喝酒淡天。这种环境为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当时，正处于“五四运动”后，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由悲观转而消沉。城镇的一些市民阶层也增长了市侩习气，畏难苟安，汲汲于个人私利，他们既有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又填进了资产阶级的“新派”，追求起送子弟念洋学堂，将来做大官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张天翼根据张稼梅家所住大院的门房父子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包氏父子》。
老包
有钱人家公馆里的奴仆，干了三十年，在奴仆中的地位比别人强，深得主人信任。他心地善良，忠厚朴实，勤劳节俭，但又愚昧、儒弱、无能，自欺欺人，一心向上爬。为改变为人奴仆的地位，把全部希望、信念放在供儿子上洋堂念书上，幻想着靠儿子爬到“老太爷”的位置上。为供包国维上学，他宁愿忍辱受苦，省吃俭用，想方设法，借债求人，把当奴才积攒一生的血汗钱都填了进去。
包国维
老包的独生子，从小丧母，由当听差的父亲一手拉扯大。作为听差之子，他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可是在父亲的娇惯、纵容下，他脾气暴躁，骄横无礼，沾染了纨绔恶习，不用功读书。他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嫌弃父亲，轻视父亲的穷朋友，而对富豪少爷们则百般奉承、讨好，虽受尽歧视、冷落甚至侮辱，却忍气吞声，安之若素。
胡大
公馆的厨师，同情老包，也赞同老包送儿子上洋学堂的做法，被老包引为“知己”。当老包因儿子不快时，他常劝老包说：“现在他吃你的，往后你吃他的。你吃他的——你是老太爷；他给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你舒舒服服。”
郭纯
包国维的同学，富家阔少。他傲慢自大，无所事事，不学无术，和包国维一起留了级，却毫不在意，一心只想着打篮球和玩弄女生。包国维羡慕他的生活，百般讨好逢迎，甚至为帮他追求女生而打伤了人；而他则根本瞧不起出身贫寒的包国维，只把对方当成一个帮闲，虽然带到家里玩却时刻防着包国维偷东西。
作品通过老包“望子成龙”的悲剧，写出小市民阶层幻想与现实的矛盾，鞭挞了愚蠢无知与空想虚荣以及“向上爬”心理。老包希望通过对儿子的“投资”换得地位改变，以便有朝一日真正过上“老太爷”的生活。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单靠自己的辛勤和忠诚，再也无法得到发展，唯一的指望是儿子，只要儿子上了洋学堂就能做大官，他就是大官的老太爷了。于是，儿子成了他生活的主宰，他由此形成了“望子成龙”的牢固观念，并成为支配他一切行动的内在动。因此，他甘愿过俭朴的生活，低声下气到处求援借债，暂时放弃做父亲的尊严。在“望子成龙”的背后隐藏着“现在他吃你的，往后你吃他的”的心理。在张天翼塑造的所有具有“向上爬”心理的形象中，老包的愿望最卑微，而作者仍没有让它实现，说明作者对“向上爬”思想否定之彻底。
“向上爬”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奴性思想。老包的“望子成龙”观念中分明体现着奴性。他想做老太爷，实际是寄望于依附儿子庇护，而无形中把自己降到了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在整个作品，老包无论性格还是行动都表现出很重的奴性。他是深得主人赏识的仆人，也是儿子的“仆人”，即便被儿子呵斥，他仍以抱歉的心理，感到是自己先对不住儿子。对儿子以外的世界，他惯会用鞠躬、下跪、流泪等手段与之周旋。他的性格里没有“争”，只有“求”，是一个愚者、弱者，是一个可笑可怜可悲的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怒其不争的感情。而小包身上的奴性思想更为突出。老包多少还有一些改变奴隶地位的愿望，小包则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奴隶。他愿永远当富家子郭纯的随从，满足于为虎作伥。
小说还通过老包与小包的冲突及共同失败的结局，揭示了旧教育制度的黑暗与腐朽。包氏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时代特征。当时的社会，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普遍存在。如果说老包是封建思想观念的义仆，小包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奴才。老包要求儿子走类似旧式科举成名的老路，十年寒窗，飞黄腾达；小包则幻想成为尽情享乐的时髦阔少，享乐腐化，得过且过。他们的矛盾反映了过时了的封建思想与摩登化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作者既批判了老包“望子成龙”思想的可悲，也批判了小包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可恶。在现实面前，笃信“学而优则仕”的老包碰了壁，一味追求时髦的小包也没有好下场。这种同以失败告终的结局，体现了作者旧教育制度和旧社会风气的彻底否定，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不改变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改变社会地位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幻想。
艺术风格
该小说的艺术风格表现为细腻写实和粗犷夸张交相融汇，幽默的喜剧性与沉重的悲剧性熔为一炉。作家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通过对包氏父子及其周围人物的描写，表现了纷纭复杂的世态和众生相。无论人物性格、社会风貌、时代氛围都是典型的、真实的。除了包氏父子外，其他众多人物虽着墨不多，但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场景方面，从阔人公馆、仆役下房到银行、省立学校，这些广阔纷繁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时代气息，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感。在描写包氏父子向上爬的幻想如何一步步破灭时，作家用的是写实手法，符合客观现实的真实。
人物塑造
在刻画老包这个城市贫民的典型时，作家将夸张的、粗线条勾勒的速写手法与较细腻的写实手法结合起来，较为曲折地表现了老包的期冀、幻想、欢乐、幻灭、痛苦的过程。作家对于老包的悲惨命运饱含同情，但对他畸形病态的性格弱点则加以毫不留情的讽刺，有时是直接讥讽，更多的则是通过描写老包的心理和动作表现作家冷峻的讽刺。作家对于老包的讽刺更注重对于被扭曲的心态和灵魂的揭示而非外形上的漫画化，既有冷峻辛辣的讽刺批判，又有委婉含蓄的同情与怜悯。
对于包国维，作家更多地运用夸张讽刺手法，从外形到内心加以嘲笑和批判。小包出场时，作家一再用用踢房门、扬眉毛等强烈的、略带夸张的特征性动作，突出他骄横无礼、浅薄无聊的性格，使人感到可笑、可厌。作家把包国维放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对其行为加以对照描写。在家里，包国维称王称霸，随意不理父亲，老包忍气吞声，这种悖乎情理的反常构成了第一个强烈反差。而在阔少郭纯家，包国维却判若两人，摇尾乞怜，形成又一个强烈反差。为更深一层地讽刺、批判包国维，作家又设计了第三个强烈反差：包国维的幻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对包国维追求虚荣的心理进行了辛辣的揶揄和嘲讽。第三个强烈反差正是前两个反差的心理依据。
叙事结构
该小说的故事时间从老包接到小包的成绩单与缴费通知单开始，到小包被学校开除结束，其间历时约半月余。其中前四部分的内容与第五部分的内容在故事时间约有半月间隔，其间情节作者一笔带过。前四部分安排得较紧凑，可以划分为九个时段：1、老包接到缴费通知后为钱发愁；2、老包与小包商量缴费的事；3、老包到银行和学校乞求减免费用；4、小包与同学在路上调戏女生；5、小包谄媚逢迎富家子弟；6、老包为制服费四处借债；7、老包顺利缴费并为小包偷头发油；8、小包在郭纯家做白日梦；9、小包责备老包。
小说有老包和小包两个主人公。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传统小说往往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法，分别叙述不同主人公在同一时段的活动。这种处理虽可以详尽叙述两位主人公的活动，但会使本文时间成倍增加，造成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的时长严重不协调，在阅读效果上会使读者产生冗赘感。《包氏父子》的作者摒弃了传统叙事方法，以故事时间为基准，以老包和小包两个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谈等情节作为衔接，在前一时段叙述老包的行为，又在紧接的时段叙述小包的行为，在接下一来的时段又将叙述视角变换为老包，这样在一个自然的时间序列里以不同的时段为单位，灵活变换不同的叙述视角，穿插表现两个主人公的贯穿动作。从不同的叙述视角来看，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分割成九个不同时段；从情节接续来看，将两个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谈作为衔接巧妙进行叙述视角的切换，因此九个时段毫无间隙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从而使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等长。这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里，即使同时兼顾两个主人公的行为，叙事也显得简洁流畅，避免了传统叙事方法所带来的觉闷和冗赘感。
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该小说搬上银幕，由谢铁骊执导，管宗祥、刘昌伟主演。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刘士杰：《包氏父子》应该说是一部悲剧性作品，可是张天翼却是用喜剧的手法来写的。这样，它就成为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作品……张天翼擅长写喜剧化的人物……可是，作为他的代表作，《包氏父子》的成功却提醒人们对于他写悲剧的杰出才能也同样不能忽视。《包氏父子》的成功还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在喜剧作品中注入悲剧因素，就可使作品不致太过浮浅，太过夸张，而有所节制，增强了分寸感，从而使作品显得更为深沉，更有力量。《包氏父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现代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张元定、张一元。祖籍湖南湘乡。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获得过全国少年儿童文艺荣誉奖。著有短篇小说《包氏父子》、《华威先生》、中篇小说《清明时节》及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