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抗美援朝战争激烈进行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正蓬勃展开。凤凰堡村以杨雪的母亲杨大妈为首的农民群众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和干扰，终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引下，走向了农业合作化道路。杨大妈不为女儿杨雪牺牲的悲痛所压倒，又毅然地将15岁的小儿子送上前线。

1951年的夏秋季节，战线基本上固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遭到沉重打击的美伪军虽然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但全无诚意，仍然不断扩军并疯狂进行挑衅以求一逞。为了争取和平的早日到来，彻底粉碎敌人的“北进”妄想，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对敌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夏季攻势”，已升任为营长的郭祥带领部队全力投入突击，猛打猛插，一举捣毁了伪军的一个师部。在迎击敌军的反攻战斗中，郭祥腿部又一次负重伤，在战局发展的严重时候，郭祥坐担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敌人的攻势被完全粉碎。我军的“夏季攻势”进一步巩固并拓展了防御战线，迫使敌人老老实实回到板门店谈判桌前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郭祥返回国内治疗伤情，被截去了一条腿，转业回到家乡后担任了县委书记，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建设的新战斗中去。郭祥和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杨雪都被朝鲜政府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世界东方的一代英雄儿女们的功绩永在，浩气长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魏巍两次亲赴朝鲜战场，和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志愿军指战员英雄事迹的鼓舞下，魏巍写出了很多影响中外文坛的优秀通讯。魏巍掌握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各个战役、战斗的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深入研究了中国和朝鲜的形势，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写一部反映从中国到朝鲜，从后方到前方，描绘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全过程的长篇巨著。

《东方》的创作，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1955年初，魏巍开始动手创作《东方》，到1965年写出了四十万字。“文化大革命”中，魏巍被打成“黑线人物”，《东方》的手稿被没收了，于是创作就中断了。1970手稿回到魏巍的手中，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搞什么“三突出”的创作模式，使《东方》的创作无法进行。他重新阅读马列主义精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研究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创作经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按照社会生活原样去反映生活，拒绝采用江青反革命集团钦定的“三突出”的模式。1974年秋，他把中断九年半的《东方》的创作又拣起来了，到1975年秋，终于完成了七十五万字的初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魏巍又精修细改了一年，197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了。

郭祥是《东方》中塑造得最成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的典型。他十一岁，为了报复地主的欺压，拳打地主崽子谢家骧，杀死谢家心爱的黄鹰，外逃流浪。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用郭祥的话说：“我生在苦水里，长在战斗中。我既不怕眼泪，也不怕鲜血。为革命斗争是我光荣的职业，征服敌人是我最大的愉快，为人民献身是我最大的幸福”。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生活的锻炼，使他养成了机灵、坚韧的个性。这就形成了郭祥“嘎”的个性特点。

郭祥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机灵智谋、坚韧顽强、英勇善战。他自觉地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行为，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战斗。面对着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他知道：“在通向胜利的路上，不是铺着天鹅绒般的地毯，而是铺着人血和钢铁。”“我的生命正是要用来碰碎旧社会这座大城堡或大或小的一块的。”在他的身上，处处都表现着一个战士觉悟的力量。入朝以后，面对着敌人的空中优势，他开创了用轻型武器打敌机的先例；面对敌人的钢铁战术，他和战友们，由挖防炮洞到屯兵洞，最后创造了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长城。他有敢给死亡以死亡的胆量和气魄。在缚龙里战斗中，他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也被敌机仍下的汽油桶炸着了，还要用铁锹和石头战斗，使敌人不能在阵地上前进一步；在“征服死亡地带”里，他骑在风翅飞转的定时炸弹身上，拔掉风翅，排除了定时炸弹；在“反击”战中，郭祥的腿被炸断了，还坐在担架上指挥，直到把敌人的坦克优势打垮，他才退下战场。郭祥的“嘎”，表现在对敌人斗争中，就是坚韧顽强的拗劲。

郭祥对敌人的恨是来源于对人民的爱。对敌人恨得越狠，对人民爱得也就越深。他和康保的关系，表现了无产阶级人和人之间的最美好的感情；他对金妈妈、金银铁、朴贞淑、白英子的行为，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郭祥心中装满了人民，唯独没有一丝一毫“我”的念头，甚至在他残废时，也不接受组织照顾去荣军学校去享清福。 他要把汗水酒在家乡的土地上，回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他要象蜡烛一样，“决心一点不剩地把自己彻底烧完”。郭祥的“嘎”，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就是一心无二的耿劲。

郭祥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他和杨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参军后，他渐渐地爱上了杨雪，但没有向杨雪吐露内心秘密的勇气。他想多创造点让，杨雪爱他的条件，等立了大功以后再提。可在他还没选择好表白时机的时候，杨雪已陷入了陆希荣“诱敌深入”的圈套，并骗取了杨雪的爱情。郭祥苦恼极了，他想找杨雪表白一下“内心”，然后把他对杨雪的感情连根挖掉，但他又怕自己的表白影响了杨雪和陆希荣的关系，于是他又劝慰自己，陆希荣营长在许多方面比自己强，杨雪和他生活在一起，会进步得更快，应当为少年时代的朋友高兴啊！后来，他虽然逐渐地发现了陆希荣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但他绝不影响、干扰杨雪和陆希荣的关系。他让杨雪自己去认识和觉悟。这是道德的。陆希荣以自伤逃出朝鲜战场后，郭祥不计较杨雪和陆希荣那段关系，仍然忠贞不渝地爱着杨雪。杨雪刚刚向他敞开爱情的窗扉，万恶的侵略战争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杨雪牺牲了，但她的爱是永远激励郭祥前进的力量。他继承杨雪未竟的事业，把对杨雪的爱化为杀敌的力量。在战斗中，他英勇、顽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谈判桌上签了字。郭祥的“嘎”，在爱情上，表现为忠贞不渝的傻劲。

调皮骡子王大发是一个带有浓厚农民意识的成长型的典型人物。出国前，王大发自己批准自己开小差，认为“革命成功了，我还是回家种我的地”去。这是几千年来农民意识的反映。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王大发带着对地主的剥削、压迫的仇恨，带着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心情，参加了革命。由于他不愿学习，不认识自己身上落后的农民意识，农民身上的消极东西，顽固而持久地缠绕着他。他看到地主被打倒了，国家施行了耕者有其田，认为革命到“底”了，要回家过既不被剥削，也不剥削人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几千年来，农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但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面前，多少起义农民，前仆后继，付出了多少昂贵的代价，到头来，这种理想，只能是他们梦中的幻影。王大发比老一代农民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共产党。不管他怎么调皮，多年革命的实践，使他明白一个真理: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这个认识，使王大发跟着共产党，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历程；这个认识，也是王大发跟着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一般的爱国主义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最关键的内在因素。

王大发抱着帮助邻居救火的思想，踏上了朝鲜国土。但是，在党的教育下，在反侵略战争的实践中，他的思想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他改变了他过去怕入党开会麻烦的念头，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了。他说：“这次入朝， 我看到朝鲜人民的苦难,就更觉得帝国主义的可恨.……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底’就是帝国主义统统完蛋，一切反动派在地球上统统消灭，共产主义彻底实现！也许，建设共产主义我赶不上；可是豁出我这一百多斤，给共产主义清除障碍，垫垫地基，我还是有用的。”王大发对革命的“底”的认识和入党的要求，标志着王大发这个战士，已经由民主主义者过渡到社会主义者，由一般爱国主义战士过渡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支配下，王大发为了掩护同志，只身和三十来个敌人进行战斗，身上几处受伤，肠子流出来大拖，还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荣获了钢铁战士的称号。

陆希荣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的典型。他把参加革命看作是“经商”，投里多少血本，就得夺取多少利润。一旦没得到利润或少得一点儿，他就由追求地位的狂热跑到消极悲观上去，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个人没有前途”了！他对兵团司令的高座唾涎三尺，若想爬得那么高，他计划二十七、八岁就得登上师级的宝座。但他知道，这种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组织上是不会买他的帐的。于是，他就用虚伪的假象，把个人主义的野心掩盖起来。这就形成了陆希荣投机分子的玩弄手腕、耍两面派的个性特点。

他对组织、对革命，阳奉阴违，离心离德。他明明反对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决定，但在会上，也找出几条，说明党中央的决定怎样英明，怎样符合民意；他是害怕战争的怕死鬼，但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他可以脱光膀子千一家伙；他对革命根本没有感情，但有时，他又虚情假意地发表一些激烈的极左的词句，以表明他比谁都革命；他内心根本没有把团领导放在眼里，但在领导面前，却又装得非常听话的样子。他不研究战术或全营的工作，却专门会研究领导的心理，为了讨好领导，他可以把过去做过的事情重新拿来汇报，也可以把计划或打算做的事情，说成干得轰轰烈烈，并取得显著成绩。因此，他骗取了邓军团长的信任，说他是“司令员兼政委的材料儿”。对待上级的部署，他是有选择的一对他有利的就干，没利的就不干或敷行塞责。到朝鲜后，志愿军几次重大的作战部署，由于错用了陆希荣，都没有达到予期目的。

他对同志、对战友，揽功推过，明争暗害。他心中只有“我”，一切都围绕“我”的得失而谋算。人民、同志战友，在他心目中，只是他向上爬的垫脚石。在缚龙里的战斗中，明明是陆希荣自己怕死，临阵脱逃，使部队的作战计划落了空，但他却说是为了一二百战土的生命并往郭祥身上栽脏；反过来，把郭祥、花正芳等人浴血奋战的事迹，向组织夸夸其谈地记在自已指挥英明的功劳薄上。

陆希荣的灵魂是极其丑恶的。他说：“人一辈子归根结底还不是吃一点儿，喝一点儿，痛快一点儿。”为了达到他个人享乐的目的，他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攻下了杨雪，骗取了杨雪的爱情，并要抢着在志愿军出国前结婚。杨雪拒绝了他，他就毫无根据地怀疑问题出在郭祥身上。在战场，他几次想借侵略军的手杀害郭祥。还恬不知耻地向杨雪说什么，没有怀疑就没有爱情！

杨雪是个天真、纯洁而性格很顽强的姑娘，她对生活中出现的爱情曾感到迷茫，遇到过挫折。尽管她有缺点，但读者仍那样喜欢她，因为她是现实生活中的女英雄，是个活生生的人物。

（一）揭示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小说歌颂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志愿军战士，歌颂了军民的鱼水情谊，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

小说从郭祥在故乡凤凰堡探亲期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归队写起，写了朝鲜战争的几个阶段和许多有名的战役，如五次战役、秋季攻势、夏季攻势和松鼓峰战役、上甘领战役，写了郭祥和战友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写了朝鲜战争在中国农村各阶级中引起的不同反响，写了冀中平原农村对抗美援朝前线的支援以及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等，最后写到郭祥身负重伤后回国治疗的途中获悉停战消息，再现了朝鲜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以及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国际国内风云，揭示了新中国在成立伊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歌颂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决策和革命胆略。通过对郭祥及其战友们在战斗中的表现的描写，歌颂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形象地说明了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也是不可战胜的；通过对美机在战场与非战场的狂轰滥炸、杨雪为保护朝鲜儿童白英子而牺牲、郭祥跳下山崖遇一阿妈妮并得其掩护和照料等的描写，歌颂了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和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对杨大妈等人民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全方位支援和无私奉献的描写，歌颂了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军民的鱼水情谊。

（二）歌颂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

杨大妈热爱子弟兵，以至于被称为“子弟兵的母亲”。郭祥爱杨雪爱得如醉如痴、刻骨铭心，以至于产生幻觉。乔大夯身材高大，饭量也大，可在团长、政委特地请他吃“山鸡宴”时，他为了不过多地“掠夺”首长的食物，食之甚少；平时总是吃个半饱就说“我饱了”。战友们体贴他，照顾他，他哭着拒绝；陈三（“小鬼班”的班长）非常爱班里的战士，以至于被称为“老保姆”，等等。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人性美的歌颂。

（三）揭露和批判了人民军队内部存在的消极思想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小说通过对陆希荣一些不良思想品行的描写，如出于享乐而急于与杨雪结婚以及未能得呈之后心怀不满、制造事端等，揭示了人民军队内部存在的“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麻痹思想以及小农经济对战士的消极影响，鞭挞了个人主义。

抒情方式多样，抒情色彩浓郁

1.借景抒情。如小说开篇这样写道：“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像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像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1](3)这段文字烘托出了郭祥回到家乡的喜悦情感。

2.借物抒情。如杨雪牺牲之前，不忘郭祥的钢笔老漏水儿，把自己用过的黑杆金星笔和包着红边的小圆镜子留给他作纪念。在郭祥看来，“那面镜子看来比水晶还要晶莹，比雪还要洁白，比银子还要明亮。”[1](707)在战斗前就会拿出那面小圆镜子，默默思念她。

3.通过描写梦境、幻想等来抒情。如杨雪牺牲后，郭祥或因思恋她而出现幻觉，或者干脆梦见她：“郭祥望着大海，默默地想着他少年时的伙伴，他的同志和战友的一生。他仿佛看见这个矫健的女战士，短发上带着军帽，背着红十字包，面含微笑，英姿勃勃地踏着波浪向他走来”[1](708)，渲染了郭祥对杨雪浓重的思念之情。

4.将情感意象化。小说注重将情感充分地意象化，如描写花正芳在反坦克战斗中一腾身跃上坦克时：“他这时棉衣还是白里冲外，在硝烟弥漫之中，远远望去，就宛如一只白鹤，高高地站在乌龟背上。”在这里，作者对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挚而热烈的热爱之情化作了“白鹤”的意象，对敌人坦克的强烈憎恶之情化作了“乌龟”的意象，充分而又恰切地表达出了作者的爱憎之情。

多种抒情方式的运用，使小说的叙事笼罩在抒情氛围之中，整个小说诗意氤氲、情趣盎然，呈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

结构宏大而严谨

小说共包括山雨、火光、风雪、江声、长城、凯歌六个部分，字数多达70多万，以时间为线索，将国外和国内、前线和后方交错在一起描写，有分有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各个阶段和有名战役，展现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全景式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复杂的阶级斗争、合作化运动等重大事件；以郭祥从部队回阔别已久的家乡探亲始，以战争胜利、郭祥负伤回家担任家乡县委书记终，首尾呼应，从而形成了宏大而严谨的结构。

情节富于传奇性

小说不仅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各个阶段和有名战役，情节跌宕起伏，而且不少情节富于传奇性。如郭祥所在的志愿军部队刚刚进入朝鲜时，遇到了一位朝鲜人民军上尉金银铁；而战争后期，志愿军与人民军成功会师时又遇到了这位上尉。郭祥跳崖受伤后曾受到一位朝鲜阿妈妮的精细照顾，而那位阿妈妮正是金银铁的母亲。郭祥所在部队在进入朝鲜后帮助了一位当地妇女朴贞淑，郭祥受伤后又是通过朴贞淑的帮助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战争结束之际，金银铁、朴贞淑和被杨雪救了的女孩白英子组成了一个家庭，等等，情节极富传奇性。

人物语言个性化

小说人物众多，但基本上是一人一腔、一人一调，个性鲜明，如在战斗动员会议上，“调皮骡子”王大发说：“我不是吹牛，这次到了朝鲜，要是美国鬼子叫我瞄上，我说打他的脑袋，不能打中他的肚子”，而乔大个则只说出“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些语言，表现出王大发的“调皮”和乔大个的耿直淳厚。

《东方》描写的人物，在个人命运和生活道路的转折点上经受考验，按照他们各自性格的发展逻辑，把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的成长、发展，紧紧地和抗美援朝战争结合在一起，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的发展，透示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进程。反侵略战争淘汰了投机分子陆希荣，标明了志愿军的成熟和战斗力的增强；而郭祥、杨雪、王大发、刘大顺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的成长，则是夺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保证。

魏巍善于抓住两个人物的个性特点，通过两个人物“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多方面的对立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陆希荣心中只有“我”，而郭祥心中没有一丝一毫“我”的杂念；陆希荣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攻下了杨雪，骗取了杨雪的爱情，而郭祥却不愿用自己“嘎”的手段，他忠厚地想多创造一些让杨雪爱他的条件，一再贻误战机；陆希荣在朝鲜战场上，由“右倾保命”到自伤叛逃，甘愿做资产阶级皮毛商的撑门佳婿，而郭祥在战争中，敢给死亡以死亡，甘愿象蜡烛一样为人民把自己彻底燃烧完，……书中虽然没有写郭祥和陆希荣剑拔弩张的面对面的斗争，但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对立描写，读者可以看到，两种思想、两种道德、两种人生道路，时时处处在尖锐激烈的斗争着。通过陆希荣的丑，更衬托出郭样的美，两个形象相反相成，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魏巍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把战士心灵中闪光的东西传达给读者。郭祥在“征服死亡地带”和定时炸弹那场“对话”，真实地表现了在拆除定时炸弹前的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郭祥明白危险和死亡的含义，但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他敢面对危险和死亡，给死亡以死亡。他的行动告诉人们：“胆敢征服死亡的英雄，永远是生活的开拓者。”杨雪把自己棉袄的棉花拿出来给伤员做垫子，自己穿絮草的棉袄，这生动地表现出杨雪具有中国劳动妇女纯朴、善良、自我牺牲精神的母性的美德。在“反击”前，战士们接到祖国慰问团送来的香烟，会抽烟的舍不得抽，留着为祖国立功那天抽；不会抽烟的倒抽起来了，因为他看到烟嘴上“祖国——我的母亲”的字样，想品尝一下想念的母亲的血液凝结的滋养他心田的乳汁的甘美。这个“不抽”和“抽”的反常行动，把战士“对祖国的那种特别纯洁和深厚的感情”，表现了出来。

《东方》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如作家追求前后方结合，从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来反映战争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相对而言，写后方的后半部明显薄弱；或者囿于写作时间的拖沓与断隔，文气也不连贯，后两部远逊于前四部；不少议论也过于直白和浅露，留下了散文化的痕迹，等等。毕竟，《东方》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时代精神的主导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的统一上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深度及其局限，都和《保卫延安》《红日》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也不妨可以说，《东方》才是“前17年”军旅小说的终卷之作，同时它也是新时期军旅小说回归现实主义道路的先声之作。它的定位就在于“接轨”，它的贡献亦在于此。

1982年6月，《东方》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发行全国。该作品还先后于1982年、1983年、1986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首届“人民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东方》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现代作家丁玲《我读〈东方〉》：《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

原全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彩笔豪情谱英雄——评长篇小说〈东方〉》一文中誉称：“《东方》描写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塑造了众多感人肺腑的英雄形象,以醮满战斗豪情的彩笔,为我们再现了生活内容异常丰富的历史图卷。全书结构宏伟,篇幅浩繁,情节波澜起伏,动人心魄;人物血肉饱满,栩栩如生;风格优美、雄放,有如色调鲜明、浓郁的油画。”

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温潘亚：两条线索扭结交错，贯穿着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历史转型期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地方到军队、从国内到国外、从党内到党外、从政治到军事……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其中充盈了“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政治的”种种斗争，这一切均构成了五十年代初新中国气势恢宏、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它既承继了十七年军事文学的丰厚传统，又开新时期军事文学社会化现象的风气之先；既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又有着诗的艺术魅力；既具有充沛的激情，又具有磅礴的气势，不愧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想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

魏巍（1920—2008年8月24日），当代作家。河南郑州人，1937年抗战爆发，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1939年开始，以红杨树为笔名开始诗歌创作，写有街头诗、短诗和长诗《黎明风景》。后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解放战争时写有《寄张家口》《两年》等优秀诗歌。1950年他曾两次赴朝，深入前线生活，创作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年青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优秀散文，发生广泛的强烈的影响。